2003年,生态足迹指数推出,它的是什么

引言

在环境方面，最著名的指标可能是生态足迹，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由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现任全球足迹网络总裁的马西斯瓦克纳格尔开发的。这组测量于年推出，它的信息来自粮食和农业组织、联合国统计司、国际能源机构再加上发表在同行审阅的科学期刊的各种研究成果。

生态足迹“根据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所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和海洋面积的数量，衡量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人类占用”。年，这个网络发起了一个游说活动，目标是到年至少有10个主要国家的政府把生态足迹制度化。

到目前为止，超过20个国家已经完成了足迹评论，然而只有日本、瑞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厄瓜多尔、芬兰、苏格兰和威尔土正式接受了它。生态足迹的一个主要弱点是，数据收集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新的信息往往只是两至三年有效。

生态足迹是对我们的经济使用多少自然资源的评估，但不衡量人类福祉或经济福利本身。将福利测量与生态影响相结合的一个有趣尝试，是年由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开发的快乐星球指数。该指数给生态足迹补充了生活满意度和平均寿命，并且摒弃收入或GDP作为一个指导性的参数。这是一个效率测度，其中幸福感“产生”量是针对它的环境影响进行评的。

自从创建以来，该指数表明，高水平的资源消耗并不产生相当程度的幸福感，实现高水平的满意度而不过度消耗地球的自然资本是有可能的。它还强调，有不同的途径可以让我们得到相当程度的幸福。它尤其表明，西方世界仿效的模式可以提供普遍的长寿和生活满意度变量，但只有在资源消耗方面付出巨大的成本才行。

有趣的是，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一直处在该指数全球排名的顶端，哥斯达黎加排名第一，事实上，除了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满意度，哥斯达黎加也是美洲平均寿命最高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有趣的尝试，来自非营利组织和立法机构之间的共同合作，是个称作“美国国家”的平台。它在年正式推出，但尚未全面运作。

这一新方案旨在利用网络的力量，让美国公民去发现、了解和审查，诸如，犯罪、能源、基础设施、住房、卫生、教育、环境和经济等问题上数以百计的指标。除了以提供方法论作为支持的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合作者，各种慈善基金会的赞助者，年，“美国国家”由于奥巴马政府创建国家重点指标体系的决定，得到进一步推动。

在加拿大，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阿特金森慈善基金会赞助了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方法，来定义新指标以衡量生活质量。年，这一努力使得加拿大幸福指数和一些相关报告得以出版。

公共机构对GDP的反思

不仅研究人员、智囊团和民间社会团体纷纷质疑GDP，公共机构和政府也提升了它们修正主义的公平份额，虽然多半还没有走出其相对的舒适区。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那就是不丹王国——一个几十万人的小内陆国，毗邻印度和中国——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

年，不丹王国引入了“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当时16岁的新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正式宣布：他的国家将放弃GDP为导向的经济政策，采用一种以佛教价值观为基础的估测方法。虽然最初的举动只是在言论上但官方政策开始采取“一个有助于进步观念的整体分析，并给予福利的非经济方面同等重视”。

传统上，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通过四个支柱解释：良好的治理、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保护和环境保护。然而，到年，政府才正式决定开发GNH指标。不丹研究中心接受了设计方法的任务，经过多次的协商和与当地利益相关者会谈后，年在少数地区进行了第一次国民幸福指数调查。四根柱子被转化为九个测量领域：心理幸福感、健康、教育、使用时间、文化多样性、良好的治理、社会活力、生态多样性和生活标准。

第二个调査在年进行，但它的实施花了近九个月，对于定期告知执行中的国家政策的进程，这个时间与理想上的相比，就太长了。主要障碍包括问卷的长度，广泛的实地调查需要到一些人口分散的村庄，采用的抽样程序确保受访者代表全国人口。

虽然作为对“幸福”的第一个正式衡量而闻名，但GNH实际上是与佛教伦理一致的“充分”评估：根据其概念方法，一个快乐的人是一个需要获得满足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调査没有包括在自我感知幸福上的粗略问题，相反，它注重各种精心选择的指标，沿用由牛津大学引入的阿尔凯尔福斯特测量“多维”贫困的方法。其尺度范围不是从零到无穷大，但应用了基于充足水平的一个“分界点”。

在人们标准生活水平的情况下，例如，充足界限是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不错的薪水”的平均值。当取得的成就超过界限，它们由充足水平所取代。因此，假如受访者的实际收入为。充足界限为，那么他或她会被视为收入。

不丹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清楚地意识到，“那个充足界限设定的水平是一个价值判断”。不过他们认为，不可避免的困难是“不应掩盖设置某个充足界限的合理性”。尽管可能造成方法上的问题，但这是可以论证的：GNH在生活满意度测量中产生的最有趣的贡献，正如它强调的，就是超过一个定点，生活质量就不再是一个机械过程，即个人只需要增加新成就到他们的“购物清单”，来使生活更愉快。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聚焦于充足会使政府更加强调支持那些低于分界点的，而不是那些通过临界值的，考虑到进一步改善“顶级”水平不会增加最后得分，解决诸如教育、生活水平低下、社会活力和均衡使用时间等问题，就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

当然，不丹在年オ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至少在传统GDP的测量下，它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此外，它的民主信用也许是可疑的，这不禁令人想到实际上测量的究竟是谁的幸福或充足水平的问题。然而，这种方法的影响随着时间在增长。国民幸福总值的国际会议在加拿大、泰国和巴西召开，旨在从地方层面衡量国民幸福的中小型项目已蔓延至世界各地。

年，非营利组织“美国国民幸福总值”成功地说服佛蒙特州政府，把一个“真正进步”的指标用来衡量“经济、环境和社会的福社，以此作为对来自国家生产总值的测量和其他现有统计测量的一个补充”。年，莱斯特大学进行了一项研究，根据从不同来源收集的数据，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民意调査，发现不丹的人民处在世界上最满意的人当中。

这个小喜马拉雅王国排名第八，刚好在丹麦、瑞典、瑞士和奥地利等繁荣国家之后。相比之下，美国排在第23位，英国第41位，中国第82位。不丹是唯一一个进人前20名中的低GDP记录国家。年，联合国大会全体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发展整体研究”，该决议由不丹政府提出，得到其他68个会员国的支持。接下来的是，年4月关于“幸福和福祉：定义一个新的经济模式”的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其目的在于汇集世界各国领导人、专家、民间团体和宗教机构，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福祉开发一个新的框架。

为了加强其声称的与全球贫困的斗争，世界银行也曾试图补充GDP。第一套补充指标在年推出，在此之前，时任董事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就意识到，尽管有“前所未有的变化”和前25年经济增长的“骄人战绩”，但大约一半的世界人口仍然处于“绝对贫困”。作为经济增长奇迹的坚定信仰者，他阐明银行需要新的工具来实现发展的“双重目标”：“加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

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前提是“密不可分”的，虽然不是逻辑上等效，但导致银行扩大一套基本发展指标。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列表已经演变成一组不同的六个变量：人口、面积、人均GDP、预期寿命、成人文盲率和通货膨胀率。虽然附加指标的列表已发展至今，但人们不应高估银行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多维视角的承诺。它的经济学家承认，GDP“本身并不构成或测量福利，也不测量发展的成功”，但他们继续采用它作为“主要标准用于对经济分类和大致区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结语

在过去的十年中，世界银行从“古典经济学家把土地、劳动力和生产资本视为生产主要因素的观念”中汲取灵感，也引入了“财富总量”的新指标。这些研究中采用的关键指标之一是所谓的调整净储蓄，就是人们熟知的真实储蓄，它检查各国为未来提供的数量，声称这是一个可持续性的衡量。作为一个储蓄的估计，它计算不能立即用于消费的GDP总量，增加了不包括自然资源消耗的人力资本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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