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媒体如何回顾疫情笼罩下的2020读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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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刚刚与我们告别。到了新旧交替的时候,关于年的各种关键词在国内各媒体涌现,而被迅速控制的新冠疫情似乎只是万象中的一环而已。但疫情仍旧急转直下、封锁只见缩紧的英美和欧洲,疫情依然是大部分讨论的根源。

《卫报》、《纽约时报》等大型刊物也照旧风生水起地整理着影视作品类的年度榜单,可在名单列举之外,该用什么语言来总结过去一年,总结一场在日常生活中无影无形的病毒天灾?困在公寓楼里、丧失了具体生活体验的人,又会怎么回望和记忆?

战争、足球赛、马拉松、海啸、火……哪种比喻更适合用来描述这场波及全球的疫情?对于疾病的隐喻,也许恰恰反映了我们对抗失语状态的努力。疫情的冲击也推动了媒介的蜕变,影院遭遇寒冬之际,是否意味着长篇电视情景剧的温情回归?从疫情隔离以来,孤独的封锁生活是大多数人不得不面对的困境,一些人就此提出了“肌肤饥渴”。对肢体接触的渴望,既根植于我们的基因之中,也是寻求人际联结、抵抗分裂现状的表现。

撰文

冯塬雅

从语言说起:用来描述疫情的隐喻,哪种更为恰当?

我们对于疾病的表达大多寄托于隐喻,这种语言现象即其后的社会学效用自苏珊桑塔格撰写《疾病的隐喻》起,便在每场大规模传染病中复以讨论。肺结核等自发疾病在历史上被解读为内部性格弱点,但这种偏见似乎在逐渐过时;相较之下,桑塔格对病毒侵入式疾病的社会解读与当下越发相关。兰卡斯特大学的语言学教授ElenaSemino在年末发表了学术论文《‘不是士兵而是消防员’——隐喻与新冠》(“NotSoldiersbutFire-fighters”-MetaphorsandCovid-19),与其长期研究的癌症相关修辞的学术成果几乎同时发布。

作为语言学家,Semino肯定了隐喻助益表达与信息传播的效用,也沿伸了桑塔格在“爱滋病及其隐喻”中关于军事隐喻的警示。“对抗新冠的战争”这种说法,先后被博伊斯和特朗普在英美援引,以调动大众的意识形态。微生物的入侵需要身体的军事防御,也作为紧急状态获得义无反顾的投入热情、研究力度和资金补助。积极作用之外,这种消除传染的高效语言手段若过度调动、从医疗反弹到社会形态,便会将对疾病的敌意转嫁患者,以之为群体中的他者、威胁性的猛兽、待切除的有害部分。他者越发容易招致抨击,管控越发令人心安,无论此处的他者和管控是否依然只限于医学语境。这种难以把控的观念转换,正是隐喻之高效的阴影面——不确切而极富情感维度,使表达的暗示作用充满风险。而原本就卷在各国政治中的疫情,自然也早在三月爆发之初就因为战争隐喻招致九个月以来持续不断的批评。

《疾病的隐喻》,(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年4月版

Semino在论文中提出了相似的批判。她举出实验结果证明桑塔格的观点:使用战争隐喻的时候,未被治愈的患者会不觉自视为败者、弱者、对抗疾病大军的被背叛者,负罪感更深。同时,与重症为军事大敌,或会令人产生败局已定的绝望,因为成败便概括了所有对抗的意义。这种宿命感会在长期疫情中趋之不散,因为一个确切的胜利似乎遥遥无期。Semino也引用了最新的调查结果:疫情中,人们更容易因为悲观而不时放弃自我管理,譬如酗酒、暴食。这或许也有西方国家长时间封锁下的普遍心理健康问题作祟,却也是种可能的推测。

但不同于大部分批评者的是,Semino的论文更像是疾病隐喻使用的系统指南。她主张继续使用隐喻但加以区分,因为实验显示同样的医学现象若使用修辞,患者不仅理解更多,也更愿意接受疫苗;甚至连军事隐喻,也能通过适当的运用促进集体投入。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一个长期的全球现象,一个单薄的比喻是不足以呈现其复杂性的。Semino等人自三月起开展了名为#RefraseCovid(重述新冠)的疫情比喻收集,为军事语言寻求替代。论文中举了如下例子:

1.WHO官员在一次演讲中将疫情比作足球赛,称防守、进攻并重:与战争比喻相似,重对抗与输赢对立;

2.瑞典首相称疫情为马拉松:着重体现疫情防护需要的耐性

3.巴伐利亚总统称“我们尚未越过山丘”:与马拉松比喻一样强调慢长而艰难的过程,暗示一个模糊的结局;

4.英国医学教授HughMontgomery称伦敦会在接下来的两周内迎来海啸般的病例确诊;某新闻中称马德里的医疗系统将迎来雪崩式的压力:运用自然现象和灾害体现新冠为政府和医疗系统带来的冲击,也对本应提供更多资金支持的相关政府委婉施压;

5.最具原创力的疫情比喻之一出自挪威媒体,原文是“如果要在此时成为英雄,就应该像个刺猬。不要学雄狮怒吼或像巨人般紧急,而应裹成一团等待,暗暗期待柳暗花明”:与对抗性的军事比喻形成强烈对比,提倡大部人主动自我约束,以减少病毒传播。

一位加拿大艺术家在受“二战”时期海报启发之后,创作了帮助控制疫情的海报。

而在全面整理之后,Semino认为“火”是对疫情的最佳比喻,因为它能对应疫情的多个面向、画面感强且极其易懂——传达危机与紧迫感;像疫情一样分为多个阶段;易于解释传染的起因和个体在传染过程中的作用;有助于解释减灭传染的手段;消防员的角色可对应医护人员;火灾之后果与疫情一样与社会平等问题息息相关;易于对比和描述疫情后的未来社会。

Semino的论文只是众多对抗失语状态的努力之一。除了干瘪无情的报告和用力煽情的采访之间,我们表达和描述疫情的方式其实不免贫瘠,这也意味着牵连其中人——医护人员或患者——的角色与体验在大部分读者心中要么极其抽象,要么极其个体化,且都不免渲染。在长期深陷疫情困境的西方社会来说,通过语言本身来理解疫情和引导大众的情感回应的确是绕不过的命题。

媒介的蜕变:电视情景剧的温情回归?

印度裔神经学家、科学史学家兼作家KenanMalik早在年3月就在《卫报》发表的文章《我们像飞蛾扑火般用隐喻解释自身》(Likeamothtoaflame,we’redrawntometaphorstoexplainourselves)中写道:“新冠病毒既是我们遭受的生理威胁,也成为了我们身边诸多现象的隐喻,从全球化的失败到移民的威胁不一而足”。描述和看待新冠的方式尚在迷蒙之中,但疫情本身却为人类社会的处境提供了新的语言。

法国新浪潮电影的标志性人物戈达尔也于疫情之初在Instagram上直播讨论疫情对电影制作和语言本身的启示,而其中最受引用的观点之一便是以新冠作为信息传播之隐喻:“病毒是种沟通形式。它总是寄生于别的什么东西才能流动”。戈达尔以新冠为引子再次抨击了语言的不可信,但这个顺手的比喻在九个月后逐渐作用于现实中的各种媒介——病毒也附着于传媒,改变着人与电影、电视等媒介之间的关系。

让-吕克·戈达尔,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他在年与他人合作进行了一场主题为“新冠疫情时期的影像”的Instagram直播。

其实社会媒体消费习惯在疫情开始之初就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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