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得了的川普,回不去的世界

特朗普支持者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集会，年

作者：周雪玲/李健华

编辑：陈畅/李墨天

出品：远川研究所泛财经组

生于年的英国人诺曼·安吉尔（NormanAngell）是一位正宗的后浪青年，属于在知乎上不靠瞎编就能火的那种。

30岁时，诺曼就已经走遍了欧洲和美国。他在果园摘过葡萄，在农场当过牛仔，挖过水渠，垦过荒田，干过邮差，探过矿山，后来成为《每日邮报》驻巴黎记者，并给好几家媒体写专栏。38岁那年，诺曼撰写了《大幻觉》（TheGreatIllusion）一书，受到疯狂的追捧。

这本书的内容可以浓缩为一段话：由于全球化，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已经变得相互依存，战争行为已经变得“无利可图”，即使对于胜利国来说也得不偿失，因为通过战争掠夺的有限战利品和领土，远远无法抵消商贸信用的毁灭。换句话说：全球化抑制了战争，助长了和平。

观点新颖，文笔优美，《大幻觉》一时洛阳纸贵，售出了近万册，并被翻译成15种以上的语言。澳大利亚总理称其为“一本光彩夺目的书，怀着对文明人未来的最光明的承诺”。英国防务委员会主席埃舍尔勋爵看过这本书后也认为：“战争变得越来越困难和不可能。”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该书的出版日期是年。四年后，萨拉热窝的两颗子弹把诺曼安吉尔的“大幻觉”碾压至粉碎。

不过，一战并没有让诺曼安吉尔声名扫地，毕竟这场战争既证伪了他的观点，也证实了他的观点。因为一战直接造成了万人的伤亡，并间接引发年大流感，各参战国都损失惨重（美国除外），所以安吉尔讲的“即使对胜利者，战争也是得不偿失”，并不算错。

因此，诺曼安吉尔在一战结束后继续宣扬他的理论，并步入政坛参选议员，积极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争取大国之间的关系缓和。到了年，《大幻觉》已出版到了第六版，安吉尔继续受到全球读者的追捧。年，他的声望达到了顶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五年之后，纳粹德国闪击波兰，再次让他的理论陷入被打脸的尴尬窘境，“全球化阻止战争”这种观点被彻底证伪。

诺曼安吉尔于年去世，但他当年犯的错误，现在仍然有人在犯。典型人物就《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他曾经别出心裁地提出一个著名的“金拱门防冲突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两个拥有麦当劳的国家都不可能彼此开战。

他的观点跟诺曼·安吉儿有一些类似，核心就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到拥有足够多的中产阶级，以至于能够支撑麦当劳遍地开花时，它就变成了一个“麦当劳国家”。两个“麦当劳国家”通常都会通过全球化建立起紧密的经济连接，一起吃炸鸡喝可乐，怎么会对打仗感兴趣？

但显然，麦当劳没有阻止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没有阻止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战争，更没能阻止欧洲一浪高过一浪的民粹呼声。年，未来“逆全球化”的旗手特朗普尚在酣战希拉里时，英国《金融时报》就发表了一篇《金拱门理论的终结》，毫不留情的打脸弗里德曼。

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新生》中，含蓄地指出：全球化是过去四十年精英们营造出来的骗局，而“我们正在经历这一巨大骗局的政治后果：怀疑精英，怀疑新自由主义，怀疑促成这一切的、被金钱腐蚀的政治制度。”

斯蒂格利茨这段总结，其实就是特朗普当政四年的社会底色，发达国家底层民众对全球化的敌意那就是徐峥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但在这个特朗普滚蛋的日子，又有专家重走诺曼·安吉尔和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路线，充满幻觉地站出来高喊：拜振华上台，全球化归来！

但离开白宫的特朗普，带走的可是多万张普选票，这个世界回得去吗？

欧洲的葬礼

人和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会发表关税演讲。

——美国宾州一位立法者，19世纪初

年11月，四艘军舰从美国弗吉尼亚驶入大西洋，途径开普敦、毛里求斯、新加坡、香港和上海，最终在次年7月抵达日本江户附近的浦贺。为了防止在远洋中生锈，四艘大船都抹上了黑色柏油，带着蒸汽机的滚滚黑烟。“黑船”靠岸当晚，江户城一片混乱。

为了传达美国人民的友善，海军准将马休·佩里命令军舰在幕府家门口连放了73响空炮，把重病中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庆吓得不轻。面对“开国通商”的要求，群龙无首的幕府不敢答应。佩里留下一句“蒸汽船从美国开到日本只需要18天”，便离开江户，十天后，德川家庆病逝。

年2月，佩里率领九艘军舰卷土重来，兵不血刃地达成了《日美亲善条约》，被日本后世视为现代化的开端。如今，在条约签订地点静冈县，每年都会举办一个“黑船节”，当地居民会身着传统服饰，邀请美国驻军一起联欢，画面感人，真可谓军民鱼水情，日美一家亲。

静冈县每年一度的“黑船祭”，年

黑船叩门的半个世纪前，古典经济学“最后的伟大代表”李嘉图通过比较优势理论，为自由贸易学说补上最后一块理论拼图。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迫切需要为本土过剩产能寻找市场。第一波全球化随之拉开大幕，哈佛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Ferguson）写道：

大英帝国将秩序带给了没有法制的社会。

但事实是，如果英国人觉得有人对自由贸易不够敬畏，他们会用坚船利炮开出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年，英国强迫奥斯曼土耳其签订了一个“关税不能高于5%”的条约。两年后，英国又用鸦片战争撬开了清王朝的国门，《南京条约》凡十三款，最被看重的是关税“协定”和五口开埠。

“关税”是第一次全球化的关键词。19世纪前，地主阶层一直倡导贸易保护以维持农产品价格，但工业革命后崛起的资产阶级希望废除关税，一方面为产品广开销路，一方面降低工人的生活成本。革命导师马克思后来补刀说：生活成本降低了，资本家就可以给工人付更低的工资。

英国一边“说服”亚洲国家打开国门，一边废除了代表关税壁垒的《谷物进口税法》，商业贸易突飞猛进，经济产能剧增，让欧洲大陆的统治者们羡慕不已。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一度向英国议员抱怨：“我也想在法国推动这样的改革，但法国人不喜欢改革，他们喜欢闹革命[7]。”

年，英法两国签订了著名的《科布登条约》，英国以降低法国烈酒关税为条件，换来了法国降低英国工业品关税，这种互相让步至今都是国家间贸易谈判的模板。条约的另一个影响深远的创举是“最惠国待遇条款”，欧洲国家纷纷效仿英法达成类似的协议，一张真正的全球化贸易网交织而成。

19世纪70年代，英国、德国、荷兰、瑞典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工业品平均关税降到了个位数，是全球化前的几分之一，欧洲的平均工资几乎翻了一番。经济学大师凯恩斯（JohnKeynes）日后深情的回忆道：

“这是人类进步中多么不同寻常的一幕……伦敦的居民可以一边在床上啜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产品……可以自由地将他的财富投资到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而不会担心投资果实会被别人剥夺。”

但在短暂的繁荣之后，欧洲大陆国家发现事情有点不太对劲，物美价廉的英国工业品削弱了本国工业的竞争力，美洲大陆的廉价农产品摧垮了本国的农业。得益于太平洋铁路建设，美国的农产品经由铁路和货轮运抵欧洲，都比欧洲本地的粮食便宜。

年，在容克地主的压力下，俾斯麦将德国黑麦进口关税从8%提高到47%，法国紧随其后提高关税。到一战前，全欧洲几乎只剩下了英国人在为自由贸易摇旗呐喊，正如英国首相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Gladstone）的表态，“英国的贸易顺差那么大，自由贸易更有利于国家发展”。

这句话的潜台词其实是，贸易顺差国能在自由贸易中攫取更多好处。作为全球工业生产力最强的国家，英国应当说服全世界的国家降低关税，使之称为英国工业品的倾销地。

被自由贸易洗了脑的国家就没那么幸运了：年，挨饿的意大利农民涌向米兰请愿，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拉出加农炮予以果断回击，酿成死伤千余的贝卡里斯大屠杀。早年移民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布雷西（GaetanoBresci）听说后，千里迢迢赶回祖国，赏了翁贝托一世四颗子弹。

布雷西的灵感很有可能来自两位意大利老乡，一位是在三年前枪杀西班牙“总设计师”卡诺瓦斯（AntonioCánovas）的安焦利洛（MicheleAngiolillo），另一位名叫路易吉·卢切尼（LuigiLucheni），他在年捅死了“欧洲最美王后”茜茜公主。

那个年代，王公贵族人头落地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所以当斐迪南大公倒在萨拉热窝街头时，没人会觉得接下来要打仗。除了悬殊的贫富差距和熊熊燃烧的民族主义，德国工业依靠贸易保护迅速崛起，开始对早已瓜分殆尽的殖民地市场跃跃欲试，让英国感受到了威胁。

纵观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种种变局，历史的剧本早在英国撬开全球市场大门时就已写好：卖不出谷物的农民，买不起小麦的工人和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全球化创造了失败者，也加速了国运起落，国家欲望裹挟失败者的憎恨，在年的萨拉热窝扣动了板机。

最终，两次大战成为了日不落帝国走向衰落的导火索，美国从欧洲手中接过权柄。正如爱德华·格雷爵士在战争前夕准确的预言：“欧洲各处，明灯正在熄灭；在有生之年，我们也许看不到它再次点亮了。”

短暂的蛰伏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美国财长小约翰·康纳利，年

年6月6日，万盟军部队在法国诺曼底地区登陆，从海陆空三面冲击纳粹德国精心布局的大西洋防线。随着战争局势日趋明朗，胜利者们开始精心谋划战后的世界格局。

诺曼底战役打响25天后，美国东北部的布雷顿森林公园涌入了来自44个国家的名西装革履的政经人士，既有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也有胡适、孔祥熙这样的东方面孔。不过会议上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

凯恩斯（右）与美国财长小亨利·摩根索

年，凯恩斯曾作为英国代表出席处理一战分赃的巴黎和会，主张对德宽容，减少赔款要求。但最终的结果是德国付出了巨额赔款并交出了自己的煤矿产地。会议结束后，凯恩斯在《凡尔赛合约的经济后果》中,将巴黎和会称为“迦太基式的和平”，并预言德国将卷土重来，一语成谶。

一战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凯恩斯的经济主张从自由主义转向政府干预，并在大萧条中的美国被奉若圭臬，成为凯恩斯主义的最大试验场。而当美英两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再次相遇时，声名鹊起的凯恩斯自然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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