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未来人们怎样在极端环境下求存关于天灾
年才过了一小半，全球各地的气候灾害已破纪录地接踵而至，例如近期北美西海岸的极端热浪以及欧洲洪水；各地专家都异口同声指向气候变化，警告如果全球升温持续，这些灾害将不会再是“百年一遇”的罕见现象，而是会更频繁地冲击各地社会，不分国家贫富。
年9月1日土耳其，因全球暖化导致水幸而，随着科学证据越趋茁壮、极端及反常天气有增无减，否定气候变化肇因于人类活动的阴谋论，已有退潮迹象。一份上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在素被视为“气候变化否定说”温床的美国，目前相信“全球暖化说”的民众比持否定者多出四倍，且有近六成表示极端天气将在十年内为他们身处的社区带来风险。
越多越多人意识到，气候变化是关乎人类存续的迫切危机。《巴黎协议》签订已过五年，我们距离协议订明的“年前限升温在工业革命前水平以上摄氏2度之内”目标有多远？各国又做了什么去应对？灾害的趋势如何、全球哪些地方会受影响？未来的环境迁徙可能是什么样子？人类在城市规划、经济及融资系统上又要如何改善，来应对可能发生的种种危机？
人类社会在过去一世纪大量燃烧化石燃料、开发土地，令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不断增加，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并扰乱降水模式，加剧各种极端气候现象（包括上述的热浪、干旱、暴雨洪灾，以至林火和暴雪）。
科学证据确定，全球暖化肇因于人类行为的几率已达99%，因果毋庸置疑。人类社会在过去一世纪大量燃烧化石燃料、开发土地，令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不断增加，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并扰乱降水模式，加剧各种极端气候现象（包括上述的热浪、干旱、暴雨洪灾，以至林火和暴雪）的影响，同样亦是科学共识。
在年，联合国跨政府气候变化专责委员会(IPCC)发表的研究则建议在《巴黎协议》的目标上更进一步，以年平均温度为基准，将升温控制在摄氏1.5度之内，在年将碳排量从年水平减少45%，并在年达到净零排放（通称“碳中和”），才能避免不可逆转的灾难后果，例如大规模的农作物失收、缺水、热浪、沿海社群被迫迁徙、北极圈冻土融化。
就算不等到年，极端天灾也已在冲击全球经济，带来系统性的多方威胁。慕尼黑再保险集团于年初发表的分析显示，单计年，全球天灾共造成了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当中仅四成有受保。
亚洲的高危处境有广泛的研究佐证。
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报告，亚洲——特别是东南亚——所面临的实体气候风险，冠绝全球其他国家。分析估算，单是因酷热而减少户外工作时间，在年前会令亚洲带来每年2.8万亿至4.7万亿的GDP损失；这占了近七成的全球年度GDP总值，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这还没计洪灾所造成的基建破坏、对粮食收成的影响。（还有疾病及公共健康。）
虽然这类经济估算往往涉及不同的计量模型与基准，但亚洲的高危处境有广泛的研究佐证。如参考民间组织“德国观察”最新发布的全球气候风险指数，由至年间长期风险最高的十大国家中，就有六个位于亚洲。
年7月30日格陵兰伊卢利萨特，异常温暖的天气下融化的冰世界距离限升温2°C的目标有多远？《巴黎协议》是更务实的进路？
乍看不太理想。《巴黎协议》没有订明具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和融资落实机制的运作，而是容让各国自行提交“国家自订减排贡献”，每五年检讨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于年初公布，各国截至去年底已提交的NDC只代表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三成，而且当中的行动目标在年前只会减少1%的总排放量。
这里首先要说明一下，为什么《巴黎协议》不直接由上到下规范各国的减排路线图？早在协议通过时，坊间部份评论就抓着这一点，认定协议只是空洞而缺实效的一纸空文。但这种观点恰恰是忽视了《京都协定书》的失败经验和现实政治的限制：《巴黎协议》正是汲取了这惨痛教训，容许各国以相对灵活的方式按其发展需要去调整减排的目标与时间表，以保证排放大国（以美国和发达国家为首）有更大诱因推动减排，因此是更务实的进路。
最乐观能限温在2.1°C之内。
不过，单看国家已提交的NDC有欠全面，也未能呈现已有的进展。国际组织“气候行动追踪组织”于去年底发布的升温估算更具参考价值：分析指，按目前已落实的减排政策（包括增加再生能源发电、减少燃煤），在世纪末前能将升温限在2.9°C，这跟在五年前的同类估算减少了0.7°C；如以国家订立的新减排目标作估算，则能将升温限于2.6°C的水平，这同样比过往的估算有显着进步。
该分析更提到，不少发达国家未有因疫情拖延减排行动，更以“绿色经济复苏”为纲领，陆续订立碳中和目标；这些目标一旦持续落实，最乐观能限温在2.1°C之内。这说明实现《巴黎协议》目标完全是可能的。
碳排要如何减？
全球碳排有七成来自能源使用，这也是为甚么发展再生能源、取代高污染的化石燃料是首要目标。目前，亚太地区的再生能源发电量远低于欧美，但市场需求增长最快。这增长主要由美英两国带动日本与韩国的减排目标，但过去高度依赖传统燃料的东南亚国家亦在群起追上。
同为低碳能源，核电也是加快国家减排步伐的选择，“基本负载”供电形式也补足了再生能源的断续性。福岛核灾其实也没有影响核电的整体发展：全球核电发展在福岛事故两年后已开始回复增长趋势，其发电量亦持续跟所有再生能源总供电量相若。很少国家会主动宣传以扩核作减排手段，不过它对能源转型确实有正面角色。
核电的迅速发展集中在新兴国家，民众自然质疑这些扩核项目轻则掏空国库举债，重则运作与风险管理不透明，沦为潜在计时炸弹。
核电在亚洲的发展尤其显着。过去，拥有完善核技术的国家，一般是较稳定、有良好管治基础与权力制衡的发达国；但核电的迅速发展集中在新兴国家，民众自然质疑这些扩核项目轻则掏空国库举债，重则运作与风险管理不透明，沦为潜在计时炸弹。尽管很多旧式核电厂已被淘汰，并被安全系数与应变系统更完善的新式核电设施所取代，亦有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进行监管，公众的信心依然有限。衰变周期较长的核废料如何处置、该在哪里处置，也是另一个未解难题。
减排步伐不能再加快吗？
有可能的，不过关键是：它们都不是短期内可以大规模减排的技术方案。
“碳捕集与封存技术”是一个较具潜力、也正稳步扩展的方案。顾名思义，该技术在排放源（如发电厂）直接抽取收集二氧化碳，将其运输并储存（一般是地底），直接阻止二氧化碳释放至大气层。现时，全球共有65个商业碳封存项目，包括26座已运作的设施，主要集中在欧美与东亚国家。
不过“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的商业化有两大限制：一，将污染物储存于地层的做法，长远存在不确定性，难以预测泄漏并重新释放大量二氧化碳的风险；其选址亦要因应特定的地质条件，如须避开地震带。二，出于经济诱因和技术专长，“碳捕集与封存技术”项目目前的主要投资其实来自传统的化石燃料企业，如此资金捆绑难免落入“头痛医头”的局面，也难保会不会有悖于停止开采和使用化石燃料的目标。
话虽如此，在现实上，这也吊诡地为难以短期叫停燃煤与油气发电的亚洲国家提供出一个出路：就在上月，日本宣布发起一个针对碳捕集技术的区域平台，旨在推动公私融资，降低技术商业化的成本；平台集合了过百亚洲企业，也有仍需要依赖传统能源业的东南亚国家代表。
有可能的，不过关键是：它们都不是短期内可以大规模减排的技术方案。
另一个争议更大、暂时只停留在实验阶段的潜在方案，是被俗称为太阳能地球工程的其中一种太阳辐射管理技术。该技术透过喷射化学悬浮粒子或利用卫星镜组去提高平流层反照率，实行“遮天蔽日”的减温工程，以模拟年菲律宾皮纳土波火山爆发后的硫酸粒子令全球在翌年降温达0.4°C的冷却效果。
如此大规模的人为干预，不难想象争议有多大。它既可能会进一步扰乱本已不稳的气候系统，对局部受影响地区的生态与农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后果，也无法解决现存的暖化趋势和海洋酸化现象。再加上针对地球工程的跨国监管法规尚未出台，贸然试行存在极大风险。
今年，由比尔盖兹资助、原定于瑞典北部进行的相关实验，就在科学家、当地原住民与环保团体反对下被迫叫停。虽然技术的应用存有异议，但学界共识是研究必须持续，为未来作好最坏打算。
但极端天灾已令很多人失去家园与生计，他们等不到这些承诺的兑现，特别是新技术商业化需时？
论及环境迁徙，坊间流行“气候难民”一说，过往主要指面临陆沉没顶危机的太平洋小岛国（如基里巴斯、图瓦卢），现已延伸至世界各地高危社群，也涵盖更广泛的环境风险。
比如前年底至去年初的澳大利亚林火浩劫，当时正在当地从事研究的美国气候学家迈克尔曼恩就估计，澳大利亚的气候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愈趋干旱或酷热，部分内陆土地长远料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和进行经济活动，当地居民未来或需要考虑迁徙；又例如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因地下水枯竭和海平面上升，已屡次在暴雨后出现洪水，同时出现严峻的沉降危机，政府已着手计划迁都，并在沿海兴建防波堤与人工岛，但这些工程难以逆转沉没的命运。
“气候难民”现已延伸至世界各地高危社群，也涵盖更广泛的环境风险。不过，学界与国际组织并不鼓励“气候难民”一词的使用。
据国际难民组织最新的数据显示，单单在去年，与气候有关的灾害已在全球令三千万人于本国流离失所；年，世界银行一份研究则曾警告，若各国不作为，按当时的升温趋势估算，单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及拉丁美洲三个发展中地区在年前就会有1.4亿人因为环境恶化而需要进行内陆与跨国迁徙。
有学界研究亦担忧，气候变化将加剧弱势社群面对的风险和社会不稳定性，令不少传统的非政府地下势力得以扩张，长远刺激更多暴力与族群冲突，以及走私和人口贩卖等不法活动。
必须一提的是，学界与国际组织并不鼓励“气候难民”一词的使用。这是由于环境迁徙的概念同样适用于移居，而且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有明确的法律定义，因环境风险而跨国迁徙的民众并不受公约所保护。再者，太平洋岛国民众也普遍抗拒主流媒体的负面“难民”标签，认为这种论述忽视了他们保护家园自救求存的努力。
迁徙是别无他法。长远而言，世界各地的城市该如何适应天灾风险？
除了要保护高度密集的市区人口，城市也要维持重点基建系统的稳定与抗逆力(亦称韧性)，并担当支持技术创新、吸引融资与推动适切政策的枢纽。
现时全世界有过半人口居于市区，大规模迁徙不是答案（除非情况特殊）。而且，城市处于气候危机的前沿——除了要保护高度密集的市区人口，城市也要维持重点基建系统的稳定与抗逆力(亦称韧性)，并担当支持技术创新、吸引融资与推动适切政策的枢纽。
天灾令城市基建面临重大的系统性压力，且有关风险只会日增，兵来将挡的应对方式并不足取。这除了需要在规划上引进全面而持续的风险管理策略，也需要在工程上巩固结构安全（医院、电网等基础设施），并推动公私营协作的针对性保险及赔偿机制，来支援受影响社区的灾后重建。
比如是次欧洲洪灾后，外界批评德国的警报系统失效，是造成过百人死亡的主因；例如官方事前的危险天气预报并没有传达到受影响村落，当地警报装置也不足，德国亦没有针对天灾的短讯提示系统，这都反映了改善预报系统和危机应变程序的重要性。河南洪灾则突显了道路和交通规划设计的气候风险，特别是地铁和隧道的排水机制：如果郑州加强整合及改善全市渠务设施、引进可持续排水系统，日后或能在暴雨爆发时多少减轻水库的负荷，降低整体死伤数字和经济损失。
除了风暴和洪灾，酷热与海平面上升亦需要更适切的抗灾策略。
除了风暴和洪灾，酷热与海平面上升亦需要更适切的抗灾策略。比如是次北美热浪，不少基建如铁路服务及电网耐不住高温，突如其来的空调需求尤令供电系统承受更受压；对没有空调设施的民居而言，政府则有必要增加公共避暑设施，避免酷热引发公共健康危机。或是月前美国佛州迈阿密郊区海滨公寓大楼倒塌惨剧发生后，专家警告海平面上升将日益危及沿海建筑物的结构安全，政府除了加强巡查现有楼宇、增设防灾工程，也须要求发展商将气候风险管理纳入将动工的建筑物设计。
这类防灾应对也不一定需要大兴土木，而是针对城市的特性，引入“以自然为本的解决方案”，如透过保育集水区生态来确保水质安全、以可反射阳光的物料铺路或植树绿化市区来纾缓热岛效应，以及复育红树林等，尽量在防治天灾的同时保育既有的自然资源。
其次则是部份重要技术的创新发展、投资和引进，加快推动它们的突破和商业化应用。
例如甚么技术？
第一是先进的电池储能技术：目前，大部份成熟的储能技术只能以机械能或热能形式大规模集中处理，无法满足城市的应急需要，也不切合去中心化的社区（甚或家居）规模的再生能源储电模式。成熟而价格相宜的储能电池，能为市内设施提供低碳的后备电源选项，也能克服再生能源先天的断续限制，鼓励商厦与民居引入小规模的太阳能发电并储能，在用电量高峰期（如夏季高温时）减轻电网的负荷。他日电动车势成主流，这类小型而高效的商用储能技术也将会大派用场。
第二是低碳（不使用氢氟碳化物HFC雪种）、廉宜的空调及冷藏方案。传统的空调技术占了全球排放量约一成，亟须寻找环保的替代方式。同时，随着夏季持续酷热，专家估计全球有逾10亿贫穷人口正面对缺乏冷气设备的风险，且这些高危人口数字只会继续上升。除了保障社区健康及粮食供应，可持续的冷藏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服务尤其重要，比如疫苗和血库的储存。
第三是各类保障粮食供应稳定、减低目前食物供应链碳足迹的各类创新农作物及食用产品，例如经改良更能抗逆的主要农作物、植物肉或培植肉等另类蛋白质来源。这是因为城市人口大多依赖进口农产品，而气候变化既威胁农业收成，也会为贸易运输基建系统增添风险。这涉及生物工程技术，也很大程度取决于政府能否广泛推动这类产品的商业化，鼓励消费者的意识与接受程度。
最后，智能检测及数据管理等数码技术将是城市管理风险、审核减排成效与目标的关键。只是，“智能城市”虽然美其名高效，公众私隐问题仍然难以解决，将“智能化”技术引入社区，也有士绅化之虞。虽然政府能制订更多保障私隐的法规来配合智能化计划的发展，但看来暂时只有政制透明、管治民望又高的城市才能更易克服这些伦理挑战。
年7月15日勃兰登堡，傍晚的太阳在收割的稻田上投下长长的阴影，背后是风力发电机市场又如何回应？
回首再生能源发展之初，不少保守市场派声音认定政府介入市场不恰当，推动优惠措施更是厚此薄彼、滥用公帑之举；然而这些声音绝大部份都对各国政府长期以巨额补贴传统能源业的事实避而不谈。
如今，再生能源技术（特别是太阳能与风力发电）已高度成熟，大力促进了经济发展与就业，保守论调再站不住脚，但彭博新能源财经的研究发现，二十国集团(G20)自年签订《巴黎协议》后，仍花了共3.3万亿美元补贴化石燃料产业，其中澳大利亚、美国、印度尼西亚和法国更有显着增长。
这明显跟减排目标背道而驰，同时也间接说明了传统能源业的利益和政治游说，委实是大国落实气候行动的一大障碍：在发达国家，补贴则大多是以税收减免的形式，变相资助高污染的能源企业，其财政透明度也更低。
各国政府长期以巨额补贴传统能源业，这明显跟减排目标背道而驰，同时也间接说明了传统能源业的利益和政治游说，委实是大国落实气候行动的一大障碍。
乐观地看，传统能源业难以抵挡低碳转型的鸿流。最近，本为解决70年代石油危机而成立的国际能源署发表了一份重磅报告，提出全球必须在本年起停止投资任何油气、煤矿及旧式燃煤发电站，方能达致年净零排放的目标。即使重工业及塑胶生产仍然需要使用化石燃料，这些工厂也必须增设碳捕集设施；更令业界撼动的一点，是报告提及年后，化石燃料汽车需要全面淘汰、停止发售。这几乎是一锤定音，提醒能源业必须要尽快转型，方能长远生存。
报告也提出，天然气作为污染相对较石油及煤低的“过渡能源”，在未来五年将会功成身退。依赖天然气（特别是暖气）的欧美城市，将会面对重大的挑战。
与此同时，市场亦开始涌现更多求变的讯号。去年九月，石油业龙头埃克森美孚在雄踞百年后被道琼工业指数除名，标志着传统能源股的衰落；本年一月，这间过往数十年一直隐瞒全球暖化科学证据、赞助气候变化阴谋论的元老级企业，终于不敌投资者的压力，在一月首次全面公开其排放数据。另一龙头蚬壳石油也在本年五月受到股东施压，要求在年度大会上投票通过新的气候目标决议案。与其说这是环保运动的胜利，不如说投资者也广泛意识到，气候变化和相关政策走向为传统能源业带来的实质风险只会越来越高。
与其说这是环保运动的胜利，不如说投资者也广泛意识到，气候变化和相关政策走向为传统能源业带来的实质风险只会越来越高。环顾世界，机构投资者都正在密锣紧鼓，推动绿色金融。
环顾世界，机构投资者都正在密锣紧鼓，推动绿色金融，比如成立只有四年的中央银行联盟，已有全球逾80位中央银行行长加持；多国政府亦乘疫情救市之便，要求企业透过“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形式汇报其气候数据与减排措施。
除了传统既得利益，要落实气候行动，还面对甚么挑战？
一言以蔽之：资金。
言及此，必须强调气候行动的讨论基础，是重认问题的人权与公义向度。一方面，气候危机是我们生于人世的跨代共业，需要各国协力应对，不能再相互指责和推卸责任；另一方面，历史排放污染源责在欧美发达地区，新兴大国（如印度、巴西、南非）减排亦需要来自发达国的资金与技术的支持，而排放量最低的穷国永远是首当其冲受天灾威胁的牺牲者。就算是在相对发达的国家，天灾与资源紧张也会将郊区人口进一步推往城市。气候变化对不同社群的影响从来都不是均等的，它也会令贫穷人口更难脱贫。
对不少高危脆弱国家与社群来说，减排的重要性早已无甚争议，但用以协助应对天灾与水位上升的即时影响、提高城市基建与社区抗逆力的气候调适项目，更有迫切需要。然而，现时的气候融资机制仍然向能源基建倾斜，针对调适的相关的资助额此前一直不达标。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能源转型等减缓计划的投资回报更容易评估和管理，因此更能满足审批的要求。
减排的重要性早已无甚争议，但用以协助应对天灾与水位上升的即时影响、提高城市基建与社区抗逆力的气候调适项目，更有迫切需要。
近年，这项目融资不均的现象已有改善，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绿色气候基金”已划出资助总额的四成，为调适项目注资。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年初就表示，单是发展中国家展开调适应对就需要每年亿美元开支，呼吁资助方与跨国发展银行在年前实现调适相关项目融资过半。
年4月7日印度斋浦尔的垃圾场，牛在一堆垃圾中寻找食物下半年，普通人能在哪些方面留意气候行动的进展？除了仰赖政府和企业担起重责，大众又能做些甚么？
IPCC将在接下来的8月9日发布最新的研究结果，据悉，是次报告将会首度分析气候变化持续下机率倍增的“黑天鹅”事件。受疫情影响而延期一年后，联合国气候大会将在约百日后于英国格拉斯哥举行，届时无论是减排目标与路线图、保护高危社群与自然生态、融资进展等，都将在会上磋商。
至于个人之力，全世界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该做甚么”的大哉问也很取决不同人的生活与经济条件，难以一概而论。话虽如此，以下是几项无甚争议的可做之事：
如果你有投资习惯，或有主动管理强积金投资组合，不妨留意一下有多少是投资在ESG表现良好的企业；
气候变化涉及跨领域的研究，特别是环境科学、工程、农业、疾病与公共健康——但科学研究要裨益公众，有赖有识之士出力传播、言简意赅，对抗假新闻横流的世界……
气候变化造就了一场跨世代、跨领域的全球公义运动，它跟争取自由的抗争一样，都由敢于异议的新世代所带领前行，为民鼓与呼、追究权贵之责，同样未必在有生之年见得着硕果，也需要各行各业的有志者在生活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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