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世界现代艺术电影圣三位一体之一塔
年4月，为纪念俄罗斯导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诞辰90周年，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推出了“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作品回顾展”活动，共放映了他的七部影片。
《牺牲》剧照
《伊万的童年》剧照
《乡愁》剧照
“世界现代艺术电影圣三位一体”之一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是诗人阿尔谢尼伊·塔可夫斯基之子，曾就读于音乐学校、美术学校与东方语言学院，年毕业于苏联电影学院。首部电影长片《伊万的童年》获得年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年放映的《安德烈·卢布廖夫》获得费比西奖；接下来的《飞向太空》（）、《镜子》（）与《潜行者》（）均受到观众与艺术爱好者的推崇；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拍摄的《乡愁》（）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塔可夫斯基最后一部作品《牺牲》（）拍摄于瑞典并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塔可夫斯基受俄、法、德思想以及东方文化影响较深，以其博大深邃的高贵气质与庄重沉郁的诗性叙事，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现代艺术电影圣三位一体”中的一员（另两位是瑞典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和意大利电影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并获得英格玛·伯格曼的支持与赞誉：“初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宛如一个奇迹。蓦然间，我感到自己伫立于房门前，却从未获得开门的钥匙，那是我一直渴望进入的房间，而他却能在其中自由漫步。我感到鼓舞和激励：终于有人展现了我长久以来想要表达却不知如何体现的境界。”
塔可夫斯基六岁时母亲开始给他读《战争与和平》，他的电影也“继承了属于俄罗斯文学的那些因素：忏悔、自我牺牲、寻神”。他最喜爱的诗人与作家是普希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也喜欢莎士比亚、索洛维约夫、列昂捷夫、别尔嘉耶夫、赫尔曼·黑塞及中日等东方文化。他经常援引作家赫尔曼·黑塞的话：“每一个人都不仅仅是他自己。他还是与世上诸多事件相交汇的一点。这个交汇点只有一次，而这一点，独一无二，意味深长，卓越超绝。”这句话既概括了塔可夫斯基作为艺术家的个性，又概括了知识分子的共性——“他不仅仅是他自己”。
重建与灵魂源泉的盟约
别尔嘉耶夫说过：“俄国知识分子的敏感与多情是罕见的，俄罗斯人不仅在自己的创作热情中写出了完美的作品，而且在这种热情中进行完美的生活。”塔可夫斯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也以这种“艺术修行”与“完全行为”的方式“先天下之忧而忧”。
有人说，在世界电影史中没有哪一位电影导演能够像塔可夫斯基那样，对人类精神抱有如此执着而深切的关怀。塔可夫斯基也坦言心中最深的忧虑是“我们文化中精神空间的贫瘠。我们拓展了物质财富的领域，却剥夺了人的精神维度，并对其威胁置之不顾”，然而他深信“一个人能够重建他与自己灵魂源泉的盟约，以此恢复他与生命意义的关系。而重新获得道德完整性的途径是在牺牲中奉献自己”。在《伊万的童年》中，伊万的妈妈、妹妹遭遇德军炮火遇害，爸爸也牺牲了，而母亲就死在他们愉快相遇的刹那间。每次对那一刻的回忆都让伊万在地狱边缘走一遭——在那一刻，世界上所有与伊万共享时间记忆的人与美好，都被战争毁灭。他痛苦地说：“我的神经都快崩溃了，我习惯不了祈求，我对一切都厌恶得要命。”这是12岁的孩子面对荒诞的战争所产生的幻灭与虚无。塔可夫斯基将儿童的灿烂、愉悦、美好同战争的阴暗、血腥、荒诞并置在一起，张力十足地批判人类发起的各种战争；而为了避免战友牺牲，伊万利用自己身材瘦小不易被敌军察觉的特点，冒险给苏军带回前线消息。他希望死去的战友能够“入土为安”，自己却被德军抓住处以绞刑，少年在“牺牲”中获得了存在与道德的完整性。
关于知识分子的“忧思”在塔氏的其他多部电影中出现。电影《乡愁》中的人物说：“人人都追求快乐，可是有些东西比快乐更重要。”这句话折射了导演对知识分子最高存在境界的认知：“艺术创造不是自我表达或自我实现，而是以自我牺牲创生另一种现实、一种精神性存在。”电影中，作家安德烈与数学教师多米尼克都以“牺牲/创生”的方式，将可知的精神性存在加以呈现，“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升华精神与激发信仰。
果戈理在年的一封信中提到：“我的工作是以活生生的形象传道，而非以滔滔雄辩。我必须要展现生命的整个全貌，而非讨论生命。”电影《牺牲》中亚历山大也如果戈理的看法一样，他对自己一直“说啊，说啊，说啊”感到厌恶，他说：“我这才理解哈姆雷特，高谈阔论让人忍无可忍，立即停止空谈做些实事！”亚历山大以实际行动拯救世界并遵守诺言，医院的人当作疯子强行带走。
《潜行者》中的潜行者作为博览群书的知识分子，在监狱中被剥夺了一切，物质上一无所有，无法给妻子带来任何东西，但他却希望能帮那些“已经绝望了的、没人能帮的人”，他“只剩禁区这里了”，他的快乐、自由和自尊都在这里，他带来的人都像他一样不快乐，他说“他们只有我”。“潜行者”像献祭一样把自己奉献给这些没有希望的、甚至充满“怀疑”的人，冒着危险带领他们走入象征自由与灵性的“禁区”。
塔可夫斯基在皮卡迪利的演讲中讨论了知识分子的“爱自己”，他说他“已经对取悦自己没有太大兴趣了，或许这正是我爱自己的开端”。这种超越了感性与理性存在层次的“爱”，恰恰是在向克尔凯郭尔定义的人的最高存在升华，让至善的“爱”这个朴素行为成为决定人存在意义的核心元素，升华人的存在。
精神化男性与日常女性的张力
塔可夫斯基在电影《飞向太空》中放置了苏格拉底的石膏雕塑，并把他的“知识即美德”的看法引入电影中，并对其逻辑进一步延伸。电影中年轻的伯顿“并不赞同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知识”，他认为“知识只有在道德基础上才有效”。
电影《牺牲》中，亚历山大说：“人们不断侵犯自然，把文明建立在恐吓、暴力和强权上。我们所有的‘科技进步’，只是为更快捷地得到享乐……一旦我们获得科学突破，立刻就被用来助长邪恶。”随着科技知识的发达，知识如果不是在“道德基础”之上，势必会导致事物发展的不可控阶段，如广岛原子弹事件、切尔诺贝利事件及各种生化工厂爆炸事件。
塔可夫斯基在电影中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筑路工人、小学生、儿童侦察兵、军官、冒险家、流浪艺人、圣像画家、大公、鞑靼人、白痴、铸钟人、校对员、科学家、潜行者、母亲、传记作家、圣愚、女导游、心理学家、教授、医生、邮递员、巫师、演员，甚至“幽灵”等。除了《镜子》，塔可夫斯基电影的主角几乎都是男性，导演通过他们在不同时空内对人类历史与文明活动的参与，呈现俄罗斯男性在宏大领域内的驻足：他们在哲学中探寻真理并尝试阐释人类存在的意义，在俄罗斯的神学文化中践行并定义希望。
《安德烈·卢布廖夫》中的费奥凡与卢布廖夫产生了分歧，他要离开修道院还俗只侍奉自己的信仰，“因为修道士们把利益放在信仰之上”，而卢布廖夫如同知识分子一样，此刻还抱着侍奉人类、拯救人类的愿景，希望自己的族群能够从饥荒、疾病和鞑靼人的掳掠与杀戮中解脱出来，这与费奥凡成为引领众生的“星辰与大海”的境界不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佐夫兄弟》中说：“俄罗斯小伙子们凑在一起，就谈论全宇宙的问题：比如有没有上帝？有没有永生？俄罗斯民族的命运是什么？”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也一样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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