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萨米人不断被增加政治权利的源由

引言

像20世纪最后几十年北欧其他国家一样，瑞典的少数民族被赋予了新的权利，既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社会方面。这对北方的土生民族萨米人更是如此。

年，萨米人被批准建立他们自己的议会，而即使到现在，他们也很难说是一个单一同源的民族。萨米人是遍布整个北欧世界的，而且他们单在科拉半岛就存在大约9种不同的方言，一些族群甚至在其内部也说多种语言，当然其中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在瑞典，1.8万到2万萨米人中只有10%—15%的人认为自己是萨米人，他们在积极从事驯鹿的放养工作。但这种活动不再是按照过去几个世纪那样传统的方式进行，而是利用高技术来使放养工作更为便利。由于绝大多数萨米人目前从事各种其他形式的职业，所以他们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通常会有其他优先考虑的事情。因此，对许多人而言，重新评估它对萨米人的实际影响是必要的。据说，萨米人的生活不再具有像他们过去所具有的那样的特定习俗，尤其是在语言使用方面。结果，萨米语成为今天瑞典5种官方少数民族语言中的一种，其他包括吉普赛语、芬兰语、米恩基利语—种在托尼达尔极北部地区使用的芬兰方言。

战后经济发展

战后是瑞典经济大规模发展的时期，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果实被用于为迅速发展的福利国家制度买单。年，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由一个跨整个北欧的国际财团所组建，开通了飞往美国的定期航班。同年，与苏联签署了一项重要的信贷和贸易协定，这对两国而言都是互惠的，因为两国间的贸易有显著的增加。瑞典也从年加入的马歇尔计划中受益颇多，该计划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发展提供资金。它也成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个成员，该组织存在推动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欧各国的经济合作。据说，在财政部长恩斯特威戈弗斯的领导下，社会民主党政府于年向瑞典人强加了非常大的税收负担，这减缓了它的经济增长，削弱了它的竞争力。一个同样重要的难题更贴近百姓的生活实际，并且也同样难以解决：对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而言，住房短缺成为战后最初几十年中的严重问题。但政府和人民决心解决它。

当固定电视节目于年开播时，正值诺贝尔奖设立的周年纪念，它是在年开始颁授的。瑞典明显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巅峰。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通货膨胀成为瑞典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尽管进口一出口部门实现了增长，但这种增长所达到的水平只是瑞典年的水平。年的出口占GNP的17.5%，进口占20.3%，英国成为瑞典最重要的出口伙伴，占其出口总量的19.7%，联邦德国居第二位，占13.3%；而后者提供了瑞典最大的进口份额，占其进口总量的约21.9%，而英国的份额仅有13.7%。至于美国，它提供了另13.7%。虽然进口最初居优势地位，但接下来的10年天平开始向出口倾斜，到年出口和进口占GNP总量的比率分别为19.2%和19.9%。

木材工业和它的附属产品的重要性明显降到次要地位。在战后岁月，相比其他出口产品，木材在瑞典外贸中的重要性急剧下降，从—年的10%降到—年的7.7%。纸和纸浆在外贸中也占据不大重要的地位，从33.3%降到了15.8%。另一方面，铁和钢继续着它们的增长势头，从—年的5.4%增至—年的8.9%。据说，机械产品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它们的份额在同一时间段从27%上升到42.7%。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瑞典的造船业持续保持繁荣状态，有超过3万人在该部门就业。在马尔默的考克姆船坞仅是许多取得成功的造船厂之一。不过，来自国外，尤其是东亚愈加激烈的竞争，破坏了这种发展势头，在随后的几十年，该产业逐渐走向萎缩。到年，仅有人仍然在造船厂就业。至于历史悠久的瑞典到美国航线，也成为造船业萎缩的受害者，在年，最终完全停止了它的客运任务，后来仅集中满足游客乘船游览的需求。

另一方面，银行业继续成为经济中的高赢利部门。马库斯瓦伦堡和雅各布瓦伦堡仍然是这一时期瑞典工业界的两位主要人物，他们的权力基础由于他们对斯德哥尔摩私人银行的控制而得到巩固。该银行于年与北欧斯安银行合并。

为公共部门、工业和家庭提供的能源生产到此时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核能利用问题已成为一个引起巨大争议的问题，因为许多人担心它的安全性和对健康的影响。数量越来越多的政治激进分子开始强烈反对它的进一步应用，一些人甚至要求完全停止使用它。

与此同时，汽车已成为瑞典大多数人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不过，不像北欧地区其他国家，瑞典实行的是一种靠左行驶的交通规则。因此，伴随着与邻国交通联系的增加，这造成了严重问题。因此，年11月，瑞典停止使用这种交通规则，改为右行方式。不过，由汽车造成的其他问题就不那么容易克服：空气污染和对耕地的破坏，在城市和农村均是如此，因为必须修建新的道路来为数量越来越多的汽车提供行驶空间以及开通更便捷有效的出入口。

福利国家制度的成本不断增加

对许多人而言，此时高税收也变为令人忧心的负担，不仅是那些政治右翼人士，而且包括中间甚至左翼的选民；正如许多富人看到他们的大部分收入被税收人员拿走用于为愈来愈庞大的社会基础设施买单那样。阿斯特丽林德格伦是瑞典最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长袜子皮皮》是她最著名的一部儿童小说。当她于年宣布被迫将收入的%还多要用于交税时，这种状况被讽刺性地称为“波美尔博萨效应”，这是她出版于那一年的小说中的一个人名。甚至许多老牌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也都得出结论：税收向上的急剧增加已经超出了它的极限。

尽管福利国家的缺陷在瑞典变得越来越明显，但在国际舞台上，瑞典社会民主党作为提供福利国家各种保障的榜样，其声望却与日俱增。在这种发展趋势中，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起了主要作用，他是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在得奖之前，他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院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从年到年他还是纽约市立大学的杰出访问教授。他的许多著作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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