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阿城威尼斯日记
阿城手绘威尼斯地图
一
渐渐明白,读书实在要慢下来,或者说,做到精读和泛读有机结合。
对于“有用的书”,可以速读,摘编精要,然后弃之;对于“喜爱的书”,则必要重读,一读再读,嚼杏仁果似的,直至嚼烂,俱入肺腑。这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而非猪八戒吃人参果,囫囵吞咽,不觉其味。
这道理,许多人讲过。
杨绛揭秘钱钟书怎样做读书笔记:“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钱钟书总是边读边记,或经过反刍,写成笔记。
博尔赫斯也说,“比阅读更好的事,那就是重读,深入到作品中去,丰富它。”他应该会赞成钱钟书的意见:“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在重读、做笔记之外,我还想添上一个词:“细读”。
怎样细读?李敖有“大卸八块”读书法:看过的书,把有用的部分全部剪下,归纳到不同分类的资料夹;分类可达上千种,任何书相关的内容都进入这个系统。还有人形容英国书评家詹姆斯·伍德的读书方法,是“像解剖尸体一样读书”,逐字逐句划过解剖刀,解剖完毕,交出一篇篇尸检报告。
我决心像这样去“细读”。这是相当“笨”的办法,但读书这件事不该求快,“欲速则不达”;我想,这样细读一百本书后,我的阅读和写作一定有所改观。我提醒自己,这也是训练耐力和定力的一种办法。如果目光放远,“写”是一辈子的事,我必须向这两种特质靠拢。
汪曾祺记沈从文,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对于别人的称赞,沈从文只是说:“要算耐烦”,意思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曾国藩也看重“耐烦”,认为“若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他有名句:耐冷耐苦,耐劳耐闲。
我计划写一系列读书笔记,作为将来“细读”的副产品。为了使自己和其他书评者区别开来,在此说明,我只写那些心爱的书,而非仅仅读过的书;我写它们,也没有什么宏愿,只是为了化为己用,重新创造。
以下进入阿城《威尼斯日记》正题。
二
名人写日记,多少带有些隐秘的愿望。凡流传下来的,或是写给同时代人看,或是要留给后世探寻;总之,知道写了留下来,别人总要看到,所以下笔时就有这个意识。
有人因此怀疑写日记者动机不纯。比如姜文在《一步之遥》里调侃蒋介石:“正经人谁写日记啊?”“谁把心里话写在日记里?”“写出来的那能叫心里话?”
这当然是喜剧电影的一面之词。向旁人倾诉自己,是人类的本能;神父、街坊邻居、日记,都是一种出口。孤僻如卡夫卡,也要写日记信札,记录自己的苦闷,因为他说过:“写作是一种祈祷的形式。”
“心事不与人说”但终究要说的中国人,当然也要写日记;只是真正的心事,从来说不出口的,说出来,难免有杀身、毁名之祸。所以在触及灵魂的层面,中国人的日记总是滑笔溜走,干脆避而不谈,或支吾不清,最勇敢者,也只是蜻蜓点水般点一点,便迅疾飞走。这大约是“明哲保身”的理念使然。
忏悔之花生在心灵的腹地,但日记作者们始终在外围逡巡,打几个转,顿一顿脚,就义无反顾走了。所以我们不曾见到哪一本中文日记里呈现了足够多的阴暗面;只写好人好事,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日记。
后人推断顾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日记是伪饰。因为担忧日记被抄引祸上身,顾准写下的内容,不但不“反动”而且还很“革命”,和平日判若两人。林贤治写过《两个顾准》:“《顾准日记》中的顾准,不是独立思考的,而是奴隶主义的;虽谓日记为私人话语,实则是官方话语的复制。同为《日记》与《文集》的作者,彼此相去之远,简直不可思议。”
这是“思想改造”的后遗症。“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觉地说假话。(叶浅予)”连最私密的日记也是如此。因为在国家面前,没有隐私。在特定时期,人人要靠说假话,才能活下来。
中国人不敢写日记,不能写心中真正所想,似乎始于集体生活,“向党交心”。但张爱玲在年《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已点破中国人生活里一贯的“旁观者”角色——国家、周围人的检查,贯穿一个中国人的一生:在一大群人中呱呱坠地,享受一大群人的婚礼和闹洞房,终于在一大群人里死去,“检查”的目光始终如影随行。
张爱玲举旧时上层阶级的女人为例,住在深闺里,早上一起身便没有关房门的权利,即使冬天,锦制的门帘挡住了风,门还是大开的,“欢迎着国家大小的调查”。得出结论:“因为缺少私生活,中国人的个性里有一点粗俗。事无不可对人言,说不得的便是为非作歹。”
与名人写日记相对应的,是读名人日记,这多少也满足了读者的窥私欲。想知道胡适何时打了牌,请看《胡适留学日记》;想知道鲁迅买过什么书、花了多少钱,请看《鲁迅日记》;想知道郁达夫热恋、失恋的状态,请看《日记九种》;想知道一个知识分子爱上女学生的滋味,请看《夏济安日记》。
想知道年5月2日至7月2日,阿城在威尼斯经历了什么,请看《威尼斯日记》。
三
《威尼斯日记》是威尼斯市邀请的产物。每年,威尼斯会在世界范围内挑选一个作家,去该市居住三个月。作为交换,作家离开前须提交一部书稿,由威尼斯方面译成意大利文,印刷出来。
历史上有不少名著以“威尼斯”为题:如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托马斯·曼《死于威尼斯》,布罗茨基《水印》。威尼斯市大概想延续这一传统;他们很精明,晓得文学比人久。
阿城这部书原本该是个小说,但因为做不到量产(“可能一个月写完五篇,也可能半年写不出一篇”),决定写日记,从开始写到走的那一天。
关于日记,阿城说:“翻看前面的日记,知道二十六日起有一次头痛。日记原来有这样的用处,只要你记下来,它就告诉你记的是什么。我经常发现这些简单的真理。”
这样“简单的真理”,在《威尼斯日记》里还有许多。
关于怎样的日记好,阿城在小说《孩子王》里举过学生的例子:
“我家没有表,我起来了,我穿起衣服,我洗脸,我去伙房打饭,我吃了饭,洗了碗,我拿了书包,我没有表,我走了多久,山有雾,我到学校,我坐下,上课。”
小说主角点评道:这里除了“我”和逗号太多,整体意思清楚,明白,有内容。最好的地方在于一句:“山有雾”。——想来这也是阿城的意思。
“山有雾”这类的句子,在《威尼斯日记》里也有许多。
《威尼斯日记》,其实是阿城第一次写日记。第一篇日记写好日期后,依次添了“第”字,即:公元第一千九百九十二年第五月第二日。第三日,他又把“第”字去掉了,写道:“还是不加‘第’吧。人世间的无聊,常常只因为煞有介事。”
真是可爱。
写日记,大体有四种类型:说明,记叙,议论,抒情。说明式最简洁,只写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物,像开时间账单;记叙式多细节,详细写缘起、经过、收束,有血有肉;议论、抒情,常写人事物如何,对人事物的感想如何,一般篇幅较长,偏理性或感性。
鲁迅、胡适、郁达夫的日记,就是三种鲜明的风格。鲁迅重“说明”,胡适重“议论”,郁达夫重“抒情”,各杂以或多或少的“记叙”。随机举三例,一目了然:
一日昙。无事。
二日晴。无事。
三日昙。上午得宋崇义信片。得储元熹信。下午三弟及蕴如来。夜小雨。
——《鲁迅日记》(年1月)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此何等气象,何等之魄力!任重道远,不可不早为之计:第一,须有健全之身体;第二,须有不挠不屈之精神;第三,须有博大高深之学问。日月逝矣,三者一无所成,何以对日月?何以对吾身?
——《胡适留学日记》(年2月18日)
从光华出来,就上法界尚贤里一位同乡孙君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
——郁达夫《日记九种》(年1月14日)
日记,记什么,不记什么,以何种方式记,记的长短。都是大考验。最著名的案例,也许要算卡夫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那一行简短的日记:
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去游泳学校。(年8月2日)
此句常被拿来论证卡夫卡对公共生活的“疏离”,退而保全自己,上午世界大战,下午自顾自去游泳;但这未尝不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沉默的控诉,因为中间那个漫长的破折号——“说出来的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未被说出来的”。此中真意,只有卡夫卡本人晓得;当然,可能根本是无心之举。
四
至于阿城《威尼斯日记》,选择的是夹叙夹议:去哪里,和谁吃饭,谈了何事,想到什么。因为是命题作文、指定出版,本书不涉及隐秘隐私,更像是游记和日札的混合体。
风格不似鲁迅冷硬,不似胡适审视,不似郁达夫激情,只是温和、平缓、清丽。如果以饮料比,鲁迅日记是白开水,淡而无味;胡适是咖啡,宜于沉思;郁达夫是鸡尾酒,喝了微醺;阿城是茶,醒脑醒身。
阿城自己也喜欢茶。他在云南插队时,“每到山上野茶树发新叶,就斩一截青竹,寻到嫩芽,采进竹筒里捣一捣,满了拿下山来……沏出来,水色通透嫩黄,用嘴唇啜一啜,鲜苦翻甜……很多问题都可以想通。”
在阿城笔下,“何时、何地”权充当一个背景——文字发声的舞台布景,更重要的是,一个词或一个主题即兴引发的“联想”——记忆或思辨,由此珠玉不断,连缀成精彩唱段,仿佛《琵琶行》里的“大珠小珠落玉盘”;他应当懂得爵士乐的妙处。
读《威尼斯日记》,很像在欣赏天鹅颈上挂的一串项链,流光溢彩,但不刻意夺人。写作本书时,阿城已43岁,聪明人到中年,知道如何做到沉稳,明明白白摆出自己的意见而不讨人嫌。
我粗略数了数《威尼斯日记》里涉猎的话题,不下二十种类。涵盖政治、历史、哲学、神话、古籍、写作、阅读、出版、电影、歌剧、建筑、雕塑、绘画、宗教、种族、体育、医学、饮食、草木、手工等。
以下是部分关键词:
五月:
洛杉矶暴乱,“文革”记忆,庄子哲学,埃及神话,威尔第《弄臣》,普契尼《图兰朵》,帕瓦罗蒂回忆录,罗西尼,崔令钦《教坊录》,咖啡和茶的简史,中国戏棚和欧洲歌剧院,“扬州八怪”黄慎的画,波提切利《维纳斯之诞生》,禅和佛,“北方蛮族”,唐人小说和诗歌,卡尔维诺,电脑中文系统,“知识分子”和“读书人”辨异,汤面和豆腐的做法,竹的种植,中国小说的世俗精神,中西医,NBA。
六月:
威尼斯和扬州的比较,《扬州画舫录》,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意大利斜塔,偏头痛药方里的中药草,公牛队,弓独拉(“贡多拉”),犹太人在中国,牛肉、猪肉、饺子和麻婆豆腐,和出版社、编辑谈事,意大利电影《小偷》和《木鞋树》,卜劳恩漫画《父与子》,古罗马遗址,孔子《论语》,拍电影现场,中国画家的“照相写实”,配软眼镜腿,阿玛蒂琴。
……身处威尼斯,自然还有威尼斯的风景鱼贯而入,作为全书发生的“此时此地”:圣马可广场上的博物馆和大教堂,海,大运河,河道,水巷,小造船场,桥,倾斜的钟楼,歌剧院,音乐学院,书店,咖啡馆,浮码头,街石,路人和路边建筑。
阿城写威尼斯印象:“除了大运河,还有一百七十七条窄河道和两千三百条更窄的水巷,跨越这些水面的是四百二十八座大大小小的桥。威尼斯不是数字,是个实实在在的豪华迷宫。”
《威尼斯日记》也是个实实在在的豪华迷宫。这些驳杂、繁复的内容,完全契合书扉页阿城对自己的定位:“杂家”、“文字手艺人”,也使得本书像一座微型博物馆:走进去,古今中外的器物,在里面摆得琳琅满目。
五
《威尼斯日记》的好,我以为在四方面:细节,闲笔,见识,性格。
先说细节。全书是活生生的细节。事无巨细,只要有趣,就记下来。这些趣味,尤见于多姿多彩的比喻句。以下是例子和阐释:
(1)威尼斯多鸽子海鸟,飞起来铺天盖地,画起来像判考试卷子,漫天都是对号。
这里形容鸟多,先使其“动”起来——飞起来如何如何,近似于柳宗元写“千山鸟飞绝”;再取“远”喻(“对号”),勾连起自然风景(“鸟”)与人之常情(“考卷”),这是奇思妙想。阿城还嫌不够,亲自手绘图一幅。
(2)忽然天就亮了,早起的威尼斯人的开门声皮鞋声远远响起,是个女人,只有女人的鞋跟才能在威尼斯的小巷里踩出勃朗宁手枪似的射击声。
镜头由远推近,先远景(“天亮”),再中景(“远远的开门声皮鞋声”),再近景(“是个女人”),再特写(“女人的鞋跟”)——前两句,先闻其声再见其人,仿佛《红楼梦》里王熙凤的出场: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第三句,揭开神秘面纱,“是个女人”。结尾,“勃朗宁手枪似的射击声”,华丽、绵延、动感。
(3)下午开始刮风,圣马可广场那些接吻的人,风使他们像在诀别。游客在风里都显得很严肃。
“先言他物,再引出所咏之词”,这是源自《诗经》的手法,最有名的例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阿城写广场上接吻的人也是如此。
先写风,再写人,大场景转入小场景,气氛渲染够了,主角方才好出场。随即是形象塑造:“风使他们像在诀别。”一种平和的戏谑感。阿城知道,明明和平年代,哪里会刚接吻就诀别?所以他也只是写:“像”诀别。还为这个比喻找来支撑的理由:“游客在风里都显得很严肃。”像在说,莫当真——是严肃的表情,使接吻的人们看上去像诀别。
综上所述,阿城笔下的细节,电影感十足,这也许和他干编剧的老本行有关:捕捉光、影、声、色,兼得具体形象和抽象概念,节奏美丽,长短句恰到好处,善以动词连接细部,整个儿活色生香。
有人说他是视觉型作家,概括得比较准确。
六
再说闲笔。阿城很明白闲笔之妙。唐人崔令钦《教坊记》开篇即好,写了长安、洛阳的教坊位置后,笔下一转,写坊南西门外:
其间有顷馀水泊,俗谓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对此,阿城击节赞叹:古人最是这闲笔好,令文章一下荡开。
他自己的文章,也是这样好。试举一例:
大乱里总是有小静。“文化大革命”时去东北长春,武斗的枪炮声中却听得见附近一扇窗被风吹得一开一合,自得其乐。几个人躲在二楼互相聊初恋,叮的一声,流弹打在窗子的铁杆上,折下来钻进朋友的脑袋里。因为太突然,脑含着子弹的朋友又说了一两句话才死掉。
那时我们的胡子还没有长硬。
先来一个抽象判断:“大乱中有小静”。马上转入具体经验:时间是“文革”,地点是东北长春,人物是我和几个朋友,大场景是武斗枪炮,小场景是一栋建筑,内容是大家聊起初恋。
阿城只用四个长短句,就迅速勾勒出一幅“大乱小静”的温馨故事画面:从苍茫的时空,聚焦到“文革”年代东北长春一栋建筑的二楼里,还自带背景音效,“武斗的枪炮声”,“窗被风吹得一开一合,自得其乐”,多像一个荡气回肠的电影长镜头。
随后“叮的一声”,开启了沉重的时刻,画风突变,“乐”急转直下,变成了“哀乐”。“流弹打在窗子的铁杆上”,“折下来”,“钻进朋友的脑袋里”——这里三帧慢动作特写,把一个决定性瞬间,拆解成三个肉眼可见的零件,复现子弹的运行轨迹。随即补上一个短句:“因为太突然”,缓一缓节奏,才若无其事地终结死亡:“脑含着子弹的朋友又说了一两句话才死掉”。
最令人叫绝是结尾:“那时我们的胡子还没有长硬。”这样不动声色的闲笔,悠远地荡开,把一种青春的错愕、回顾的悲凉,写得淋漓尽致。如归有光《项脊轩志》最后一节: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这还令我想到痖弦名诗《如歌的行板》。开篇先是许多“必要”(法国诗人艾吕雅有部诗集就叫《生活之必要》):温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点点酒和木樨花之必要……等等二十种场景,最后收尾:
而既被目为一条河总得继续流下去
世界老这样总这样:——
观音在远远的山上
罂粟在罂粟的田里
其实都是“主旨+故事+闲笔”的模式。阿城先亮主旨,再细写故事,最后转闲笔;痖弦是故事起头,夹以闲笔,结尾回归主旨。殊途,然而同归,一样的举重若轻。
阿城写文章的秘诀:
好文章不必好句子连着好句子一路下去,要有傻句子笨句子似乎不通的句子,之后而来的好句子才似乎不费力气就好得不得了。人世亦如此,无时无刻不聪明会叫人厌烦。
这也可以拿来说“闲笔”的功用:“闲笔”不“闲”。
七
读过阿城文章的人,大抵都会佩服他的见识。《威尼斯日记》里,也充满奇妙的洞见,像平地忽起一座山峰,见其巍峨阔大。
举例:“和Cataluccio谈两本书的出版,其中一本我很感兴趣,就是如果我对哪部欧洲古典文学作品感兴趣,并且愿意写一篇序,出版社就再版选定的这本书。我脑子里一下涌出很多书,却又选不定。文化一久,好东西就多。”
看上去极平凡的段落,可是暂停想一想,一般人会怎样写呢?大致如此:
今天Cataluccio跟我谈到出版社对我接下来两本书的出版想法。我对其中一个想法很感兴趣。出版社的意思是,如果我对某部欧洲古典文学作品感兴趣,愿意为它写一篇序,那么出版社就可以再版这本书。我琢磨了很久,脑子里想起许多书名,不知道选哪本书才好。
两相比较,就知道,差了“见识”。
见识:一,知道什么东西是更重要的;二,看得到眼前事物之外的东西。
见识少,由此带来两个方面的匮乏:
一,行文效率低。
作文啰嗦的源头,常在于不知道哪一部分是更加重要。因此就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儿陈列上去,摆出生生的原材料而非精心调制的佳肴。
阿城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挪动、兼并主语——当一句话中出现两个以上的主语,就要警惕,想想有没有办法更简洁;这里是把“Cataluccio”、“出版社”领衔的句子,都改成“我”作主语,重复时则默认省略——主语越少,读者阅读体验越流畅;主语一多,读者就像吃蘑菇才能长大的马里奥,要在多个绿色柱子间,不停地跳来跳去,疲于分辨。
其次,删减不必要的词汇——比如,像“XX的意思是”句式一般可删,“XX的XX”、“XX跟XX谈到XX”这类可考虑精简,“XX”如果前后出现了两次,后面一个就可以省略——如此,“出版社的意思是,如果……那么出版社就可以再版这本书”就可以变成“如果……出版社就再版选定的这本书”,从22个字删到14个字;同理,“今天Cataluccio跟我谈到出版社对我接下来两本书的出版想法。我对其中一个想法很感兴趣”就可以变成“和Cataluccio谈两本书的出版,其中一本我很感兴趣”,从35个字删到18个字。
写不清楚,是因为没想清楚;写得不够简洁,是因为敝帚自珍。
二,缺好的判断。
“文化一久,好东西就多。”如此轻描淡写,看上去颇寻常,但没有一点见识,恐怕做不到。这是一个“高观点”。高观点和低观点,犹如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前者看后者,是俯瞰的视角。
细看,这一段落的潜在行文对象,原本在“Cataluccio”、“书”和“出版社”之间切换,都是人、物。最后一句,忽然一跃成“意大利”。
阿城的精明之处在于,把“意大利”这一对象隐藏起来,干脆省略了语言飞跃的过程,也省却解释。
一般人即使懂得这层意思,也会火急火燎地写道:我想这是因为意大利的文化太丰富了,文艺复兴以来,遗产众多。文化遗产这样多,简直令人无所适从。
哪里比得上这9个字:“文化一久,好东西就多。”
海明威提出过“冰山原则”: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这道理阿城很清楚。
《威尼斯日记》中,像这样透露“见识”的地方,随手翻开一页,就能看到。总是淡淡的,好像知道了也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你深知,非有深厚的人文功底,否则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旋律是感受的,不是思考的。犹太人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笑了。其实上帝一思考,人类也会笑,于是老子说“天地不仁”,“不仁”就是不思考。
意大利歌剧中我还喜欢罗西尼的,他的东西像小孩子的生命,奢侈而明亮。又有世俗的吵闹快乐,好像过节,华丽,其实朴素饱满。
因为头骨的造型,意大利人的脸到老的时候,越来越清楚有力,中国人的脸越老越模糊,模糊得好的,会转成一种气氛。
这些横贯古今中外的“见识”,通常以断语的形式出现。当然不完全对——毕竟只是阿城个人的意见——由此也带来弊端:不勤思考的读者读完,往往直接把作者的意见当成本人意见,照盘全收。仿佛钱钟书所说:“他的也充得是我的,而我的何妨原是他的。”如此一来,以为作者很酷,自己也应当很酷,照镜人不知己丑了;这是读者常犯的毛病。
在此提出我的思考:那句“不仁就是不思考”,恐怕会引起老子研究专家的议论;对罗西尼的形容,没那么独特,未尝不可以放在莫扎特身上,比如《费加罗的婚礼》;说中国人的脸越老越模糊,至少在绘画领域不完全成立,试对比罗中立《父亲》和大卫·霍克尼65岁自画像,到底是后者更模糊。
总之,面对作者形形色色的“见识”,身为读者的我们,理应各取所需,但取之前,不妨想一想;至于写作中,我们也应当学习阿城,巧妙地提出恰当的“见识”,这会为文章增色。
八
闲笔以细节为支撑,闲笔背后是见识,见识背后呢,其实是性格。细节源自观察,闲笔源自功力,见识源自视野,至于性格,源自修养。
读阿城文章,有一种感觉:咳唾成珠。芝麻大的小事,能叫他写得动人。可是又不似众多模仿者,添枝加叶,渲染煽情,只是如其所是,本其自然。因而越发觉得好。
阿城分明是一个既出世又入世,聪明十分的性情中人。不然何以写出这样的句子:“人间的菜里,最难的是家常菜,每天都要吃的菜,做不好,岂不是天天都难过?”
对于阿城其人,也许要算王朔的点评最精当:
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养成精的就是阿城……若是下令,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
还说:这个人对活着比对写文章重视,幸亏如此,给我们留下了活着的空间。
我好奇,阿城是怎样修炼而成的?
除开文章技巧,《威尼斯日记》里,至少透露出三方面:
一,对新事物抱有好奇心和求知欲。这涉及到观察和细思。阿城说,“人在有生之年,不妨多东张西望,拼命干,其实浪费生命。商业竞争常常是盲目的,我们不妨有胆量闲一闲。”没有这份闲适的“东张西望”,他大概也不会有耐心,亲自去小造船场看“弓独拉”(威尼斯尖舟)是如何做出来的;为奇异的钟声,特地穿过小巷,寻到倾斜的钟楼脚下,仰望许久;逐行拆解药方里的中草药,山萸肉、葛根、赤芍、川芎、没药、白芷、薏仁米、丹参、百花蛇舌草、生黄芪;看到意大利的斜塔,想到中国工程师纠正两座古塔的经历,然后写下这样的话:“我看到它时,它已经断了,于是矮了。从远处看,它好像听到什么事,一副错愕的样子。”再如理解水、桥与城市的关系,他把荷兰阿姆斯特丹、瑞典斯德哥尔摩、非洲马里莫普提、文莱斯里巴加湾、泰国曼谷,并置一处,却转言:“所有这些地方,独独威尼斯具有豪华中的神秘,虽然它的豪华受到时间的腐蚀,唯其如此,才更神秘。”敢下这样的结论,非有好奇心和求知欲不可——无好奇心便不会去看,无求知欲便不会去想。
二,对世俗生活抱有热忱和敬意。阿城起大早去威尼斯菜市,为做饭走长路买肉、蔬菜和姜,给友人做汤面和煎豆腐,评点食材,品茶之妙,知道威尼斯的鸟什么时候开始叫,享受排队买剧场票的快乐,吐槽电脑的中文系统,看工厂师傅做玻璃吊灯,记录篮球赛比分,在威尼斯街头闲逛,坐在广场边咖啡店外,看鸽子和游客往来,把圣马可大教堂比作一个首饰盒子,从晚餐扇贝想到波提切利《维纳斯之诞生》,从剧场遗址的果壳念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在威尼斯住了一个月后,发觉自己走路的速度变快了,注意到手工制造的阿玛蒂琴,“琴肩圆,小而丰满,音量不大但是纯静无火气”,有一种奇异的木质香味,在小城克雷莫纳安静的清晨,看到“一只狗没有声音地跑过广场”,而令人惊奇的漫画图书馆的厕所里,“有一个白瓷盆嵌在地里”,供蹲下来使用。都是世俗生活图景,又有和艺术贯通的智慧。有一段话,最好表明他的态度:“要想(在一个地方久住而)不痛恨,只有走到世俗生活里去”,“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不能总是孔孟老庄、亚里士多德,高来高去,要交流世俗生活的质感。”《威尼斯日记》里充满这类东西。
三,对古今中外的知识兼收并蓄。看书,是阅读;旅行,是阅历;还有生活,阅人阅世。阿城“阅”的功夫很好。读唐人《教坊记》,他说:“一千年前的人,现在读来好像今天的邻居。或者说,在钱与性上,我们比古人,没有什么变化。”针对“北方蛮族”问题,他比较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容貌,延伸到唐朝汉人“胡化”或胡人“汉化”,又着笔唐诗和西亚音乐的关系。在佛罗伦斯的乌菲兹博物馆,他的感受是“整个博物馆里的东西都是饱满,有元气,正所谓的酒神精神”,又感叹:“文艺复兴,复兴的是饱满的人文精神。”到威尼斯,他直觉“整个意大利就是一种遗产轰炸,每天躺下去,脑袋里轰轰的,好像睡在米兰火车站”,又说“威尼斯像赋,铺陈雕琢,满满荡荡的一篇文章。华丽亦可以是一种压迫”。他在日记里零散记下读《扬州画舫录》、《红楼梦》、《庄子》、《万历十五年》、孔子、莎士比亚、苏童、卡尔维诺等书的心得,看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波提切利、黄慎、罗聘等画的体验,听普契尼、威尔第、罗西尼、帕瓦罗蒂、瓦格纳等音乐的经历,很多纷繁有趣的意见。不过阿城也说了,“知识分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知识的运用”。
有朋友早先跟阿城当面聊过天,说最大的感触是:见到有这样的人活着,真好。不是人人都有机会见到作者本尊。无缘见到,也不要紧。细读他的书也好,精华都在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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