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中,西方国家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引言

在经济学中，西方国家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结构性特点有哪些？总的来说，中国的货币政策历来重视结构性调整功能，这既与计划经济时期部分调控习惯的延续和中国特有经济体制等制度性因素有关，也有着经济金融结构失衡、市场机制不健全、经济转轨与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现实性要求。中国近年来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实践可以认为受到两方面影响：其不仅是过去传统结构性货币政策在经济新常态下的延续和改进，也是对西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借鉴和应用。

西方国家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结构性特点

一般认为，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大规模资产购买、前瞻性指引、名义负利率政策、定性宽松、融资便利工具等，而若按照是否具有直接的结构性调控功能，则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第一类是以大规模资产购买、前瞻指引、负利率政策为主要代表的政策工具，这些政策以拓宽货币政策空间为主要目的，而结构性调整功能并不突出。

其中，广为人所熟知的量化宽松始于二〇〇一年，日本央行在经历了长期的低增长、低通胀，同时利率降至“零利率下限”后，开始利用量化宽松政策扩大基础货币投放。二〇〇七年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与欧央行均开始实施以量化宽松为主、辅以前瞻指引的货币政策，为市场注入流动性。

而自二〇一二年开始，丹麦、欧央行、瑞士、瑞典、日本等发达国家或经济体的央行出于刺激信贷、维持通胀或缓解汇率升值等方面的原因，陆续开始探索和实施名义负利率政策。从规模和持续时间来看，这一类政策工具的力度相对较大。第二类非常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各类贷款便利工具和定性宽松等，相比第一类，这些工具的结构性特点更加明显。

二〇〇七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央行发现，即便通过各种方式为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但由于金融机构面对持续恶化的资产负债表仍旧担心流动性不足，从而出现“惜贷”现象，整个金融体系处于“流动性陷阱”状态，信贷市场功能趋于失调。为了解决上述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间流动性的结构性错配问题，西方国家开始针对“结构性流动性缺口”采取定向调节措施，以美联储为例，代表性政策工具包括商业票据融资便利、定期贷款拍卖、定期证券借贷便利、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货币市场投资者融资便利等。

中央银行通过上述工具直接参与市场交易，通过扩大抵押品范围、拓宽交易商范围、购买低流动性债权资产等方式向金融机构定向释放流动性，旨在引导金融体系将信贷投向实体经济，从而解决“结构性流动性缺口”问题，并维持金融稳定。显然，就结构性调控功能而言，中国的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对后者有更大程度的借鉴，在实施背景、方式、目的等方面也更为类似。上述两类非常规货币政策不仅对中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创新实践起到了指导作用，其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和扩大中。

二〇二〇年由于“Covid-19”疫情大规模爆发而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各发达国家央行因而对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运用变得更加频繁。以美联储为例，在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中，美联储的资产购买计划还仅限于政府债券和政府担保的抵押支持债券，而并非像其他国家的央行一样延伸至公司债、商业票据、担保债券等私人部门资产，甚至住宅投资信托。

但在二〇二〇年，美联储不仅实施了更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计划，还在重启原有的各类贷款便利工具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一级市场借贷便利、二级市场借贷便利、大众商业借贷计划、临时回购便利、薪资保护计划流动性便利、市政流通性便利等一系列工具，不仅将资产购买种类逐步扩大至私人部门资产，且一再扩大相关工具的合格抵押品范围和适用对象。总结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后危机时期”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实践与发展，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相关政策工具的定位属于短期危机救助政策，强调金融稳定和弥补金融市场失灵，一旦渡过经济危机、市场机制得以修复，这些工具会适时退出；

第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仍以通货膨胀、失业率、以及二〇〇八年后增加的金融稳定目标为主，这与西方国家传统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并不相悖；

第三，相关政策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为金融体系定量和定向地注入流动性，缓解因企业资产负债表受损而导致的高风险溢价与流动性紧缩，从而弥补因金融危机所导致的信贷市场功能失调，修复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

第四，相关政策虽然具有明显的相机抉择、临时性特点，但其市场化特征依旧突出，相关工具的实施依赖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与成熟的市场机制；

第五，相关政策的结构性特点主要集中于流动性结构调整，引导金融体系将信贷投向实体企业，从而解决“结构性流动性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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