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最佳影片绿皮书,把人的孤独解剖

2月24号的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礼上，美国电影《绿皮书》在最佳影片的评选中击败了登顶声更高、艺术感更重的墨西哥电影《罗马》，此一节，被相当数量的评论者看作是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对“政治正确”的妥协。

俗话讲“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奥斯卡奖的评选体现的也是主观的一种，观众似乎没必要在“最佳影片是否实至名归”的问题上过度纠缠。

客观上看，《罗马》私人化的角度，先天就决定了它接受度的局限，在整个奥斯卡的评委已经由过去的三千人变成七千人的今天，如此大基数的人去评选一个奖项，那些比较私人的、先锋的主题，一定会被排除在大众的首选之外。

而《绿皮书》故事背景的特殊与敏感，在以美国人为主体的金像奖评选中，这种情感认知度会帮它加很多分。美国的种族歧视由来已久，甚至到现在都余波未尽，由此引发的思考，也更令作为评委的观众感同身受，这种感性的力量要大过一切理性的力量。

有人可能会说，自己没有经历过美国的历史，生活在国内也遇不到种族歧视，为什么看过《绿皮书》之后，内心仍然深感触动呢？

我想说的是，伟大的电影之所以伟大，它的内涵一定是普世的、是关乎人性的、是经得起推敲与检验的，《绿皮书》如果仅仅是在讲种族歧视这一件事，那么它也就拿不到奥斯卡的最佳影片了。换言之，如果我们仅仅将它看做是一部“玩黑白梗”的俗套喜剧，那么我们倒该反思一下自己对于艺术杰作的态度了。

看完《绿皮书》之后，我想起了女作家蒋方舟很多年前写过一篇名为《长安青年》的文章。《长安青年》的中心思想总结起来就是：一个社会不应当先放弃一类人，如果一类人知道自己是被放弃、被歧视、被轻看的，那么他们即便原来是不坏的，最终一定会逼上梁山，亦步亦趋地堕落下去。

原因很简单，不是他们自暴自弃，而是社会已经给他们预设了命运的剧本。就像《绿皮书》中的谢利博士，任他才华横溢、学富五车，也未能改变白人划定的世事。

黑人谢利住在纽约的象牙塔里，出入于达官显贵、社会名流之间，过着用金钱与名誉堆积起来的上等生活，但他无比孤独。

什么是孤独？心理学家荣格的解释是——“孤独并不是来自身边无人。感到孤独的真正原因是，无法与他人交流最要紧的感受。”

谢利可以用钱买来一切，唯独买不到发自内心的爱与尊重。

在谢利与白人司机托尼发生争吵的大雨中，谢利委屈又愤怒地朝着托尼咆哮，“那些富人付钱请我演奏，因为这样能显得他们很有修养。当一切曲终人散，对他们而言，我又变回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老黑”。

谢利的心声，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我们真的陌生吗？

举个职场上的例子。

是否当你为公司呕心沥血、加班加点甚至登台亮相的时候，你是众人眼中、老板眼中的樽前客、座上宾；而当公司“节约成本、调整方向、清除平庸员工”的时候，你是否又成了普通到可以任意替代的无名小卒，成为了最先被扔下车、抛下水的那一个呢？

《绿皮书》的细腻，在于它透过种族的外延，洞悉了所有歧视的本质，那种东西是相似的，用“虚伪”二字足以概括。

虚伪就是，富人（白人）设定了社会的运转逻辑和模范标准，但当一个黑人用白人的方式获得了胜出，他只是在表面上被承认，是配在纽约一隅苟且而活。当他鼓足勇气南下，等待他的仍是滞后、狭隘观念的迎头痛击，仍是不被接纳与不被尊重。

谢利能在庄园主的家里弹钢琴，能吃东西，但当他想要用卫生间的时候，却被驱使到一间简陋的、充满着殖民时期特色的厕所去方便，这一处赤裸真相，就足以掩过前面无数的繁文缛节。

更可悲的是，谢利的同胞也不接纳他，对他冷嘲热讽。电影中有诸多桥段体现了这一点。

去年国内上映过一部传记电影，叫《传奇的诞生》，是讲球王贝利的。里面的剧情和《绿皮书》也有近似处。

巴西队的白人移民觉得自己可以和瑞典队的白人平起平坐，觉得自己可以免于受欧洲白人对自己那些黑人队友的歧视。但他们错了，在瑞典人眼里，这些移民后裔已经不能算是纯种白人，他们和巴西黑人一样。

那位意大利后裔终于明白，原来自己已经是巴西人了，要对方看得起自己，不是靠跟对方攀亲拉戚，而是靠能力、靠成绩把对方打服。所以他去跟贝利鼓劲，让贝利勇敢去踢巴西人自己的足球，没必要按照欧洲人的方式去做。

这般纠结的心理活动，无疑是《绿皮书》中谢利博士“我不够黑、不够白、甚至不够男人，我特么到底是谁？”的翻版。在酒店的阁楼上，托尼目睹了谢利的孤独，他没办法效仿他的乐团成员，同别人任意攀谈；当谢利因为同性恋的取向被捕，他更深刻的孤独自此显露无疑，作为黑人的他连抛头露面都是不被允许的，他又如何能够找到所爱呢？

片中人物最孤独的地方，便是所有人都以为他不孤独，以为他已经得到了生活的安慰，已经与命运和解。

事实并非如此。就像《大佛普拉斯》提到的那样，人的内心世界，往往为人忽视，往往波澜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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