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段时间欧洲文学

引言

由于文艺思潮和动态有它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文学史上的分期不完全机械地依照历史上的分期，把封建制度社会作为一个时期看。文学史的分期比较细一些。一般文学史把早期封建社会的文学呼为中世纪文学，而把后期封建社会文学呼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中世纪的社会和文学

中世纪通常指从五世纪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公元年），西罗马灭亡的时候起，到十五世纪土耳其人攻陷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即拜占庭）（公元年）东罗马帝国的灭亡之日止。这一时期中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从五世纪到十世纪被称为黑暗时期。

因为在这一阶段里欧洲北方黑海北岸的日耳曼民族受到匈奴族逼迫，开始向南方迁移，攻占西罗马帝国各城市，毁坏了一切文明，使欧洲暂时沉入黑暗时期。从十世纪到十五世纪一段，称为中古建设时期。这一段时期各日耳曼族迁移结束，定居下来，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建立各族自己的文化，为“文艺复兴”时期准备条件。

中世纪的经济情况

西欧中世纪的历史，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制度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古代罗马的奴隶制社会，在帝国时期已开始崩溃。军事上的扩张主义，连年的兵役，破坏了小农经济，使农村土地集中为大地主的大庄园，奴隶众多，可以在庄园上生产一切日用必需品，不需要向城市换，城市就渐次与大领主的地区脱离。

大领主不但一切生活用品不仰给于城市或首都，进而至于自练兵队抵御日渐从北方侵入的日耳曼人。奴隶聚在一起，容易发生暴动。

同时奴隶在重压之下被迫劳动，生产积极性消失，生产技术不能提高，生产率降低。为了和缓斗争，有的领主率性将土地分为份地，交与奴隶耕种，规定交出大部分收成，其余归他们自得，以刺激他们生产的积极性。这样奴隶就变为隶农，奴隶制就渐渐变为封建的土地制度了。

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十二、三世纪，手工业技术发达，又需要交换剩余物品，小城市重新开始建立，领主们甚至为争夺小城市发动战争，如几次十字军的远征（－)。商业经济又日渐发达。逐渐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中世纪的经济情况就是如此。

中世纪的政治制度

罗马帝国政权在年为宫廷侍卫长戴克里先所夺，废除元老院，集大权于一身。因帝国幅员太广，戴任命三人作他的助手，分掌四个区域。

年戴因病逊位，将帝国政务交与助手，他们争夺帝权，后为君士坦丁所得，建东都于拜占庭，取名君士坦丁堡，迁国都于此。到了狄奥多西皇帝死时把罗马分为东西两帝国，分别交与二子统治。东罗马建都拜占庭；西罗马定都罗马城。

帝国分裂后国势削弱。当时西哥特由于被黑海沿岸的游牧民族匈奴族所迫（约在年向奴攻打日耳受族），向西攻占罗马地区。于是从五世纪到十世纪，北方日耳曼人便陆续侵入西罗马版图，攻城略地。

又得罗马奴隶暴动作为内应，在年攻陷了罗马城，西罗马帝国灭亡，北方日耳曼各族更陆续向南侵入，在十世纪左右陆续定居下来。

西哥特人居今之西班牙；东哥特人居意大利高卢地区；法兰克人定居今德法地方；盎格鲁、萨克逊和久特人定居今日的英格兰地区；勃根第人居法国南部；万达人占西班牙北部及非洲一部分地区。他们原来都是氏族社会的蛮族，但到了罗马帝国后，便采取了罗马的封建制度，并加以完善，渐成完全的封建制度。

八、九世纪时法兰克的查里曼大帝扩大疆土，大封功臣。国王下有贵族，贵族下有家臣，家臣有小附庸，公、侯、伯、子、男，分等列位，领地世袭，层层压制在他们的农奴头上。一切租税供给，都取之于农奴的劳动。奴隶制度至此完全为封建制度所代替。

中世纪的宗教文化

谈到中世纪的宗教文化方面，恩格斯说：“中世纪是从完全原始状态发展出来的，它毁灭了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学，而在一切方面都从头开始，中世纪从已经灭亡的古代世界得到唯一的东西，就是基督教，以及一些破坏了的完全丧失了自己过去的文明的都市。”基督教最初的发生是由于罗马统治的残酷，重税繁刑，外受北方蛮族的侵扰，内有不时的奴隶暴动。战争连年，瘟疫相继。

贫苦人民和受压迫的异族与奴隶，感觉生存斗争孤立无援，期待着上天的救助，因此犹太人耶稣的忍受现世之苦以期待救主的宣传，可能为人民所接受。当时的统治阶级对这种宣传是认为应该取缔的，所以他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后来犹太人暴动，帝国政府派军镇压，在公元70年完全烧毁了基督教的圣地耶路撒冷。可见当时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是并不赞成的。

但不久后富人掌握了教会，统治者发现基督教的教义很可以利用来做他们愚民的精神统治工具，于是大量宣传圣经，教会文学，要人民忍受现世之苦，和缓阶级斗争，强调精神生活，发展唯心主义的宗教哲学。从此教权高涨，政教狼狈为奸，互相支持来统治人民。后来教权甚至高于政权，皇帝都得主教加冕。欧洲的宗教空气，笼罩一切。

中世纪的一切学术、教育都是为宗教服务的。教会为了要统治思想，对一切学术不是采取发展的政策，而是采取的束缚的政策。

这就是当时学术上的愚昧主义。他们把哲学、科学都置于宗教之下，说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科学是“宗教的仆人”。一切真理都集聚在圣经上，除此以外就没有可研究的东西。最可笑的是，他们在哲学上讨论的问题有：“针尖上能容多少天使？”、“啤酒盐水是否可用于洗礼？”、“老鼠吃了圣餐会怎样？”等等。

他们把天文学用于计算复活节的祭典举行的日期，把几何学用于建筑大教堂，他们学辩证法是为了打击异教徒，学音乐是为了唱圣歌。他们把数学上的数字都看为有象征意义的：“一”是代表唯一的“神”；“二”是代表耶稣基督，因为他兼有神性和人性的二重性格；“三”象征神的三种面貌（圣父、圣子、圣灵）；“四”象征四福音书等等。学校教育完全用填鸭式的死记硬背，体罚普遍实行。所以当时把学习呼为“在鞭子下行走”。

所学的东西除教条经典外，就是些语法修辞、道德规范等等繁琐的东西，完全禁绝自由思想。这种思想也贯穿在生活上。那就是一种禁欲主义，要人服从神意，忍耐世间一切苦难，勤恳为教会、为国王服务，节制感情，禁绝肉欲。教会宣传“肉体是灵魂的监狱”，宣传新柏拉图主义，现世愈受苦则来世愈享福，用阴森的地狱的画面来吓唬人民，使人民不敢反抗任何统治阶级所给予的压迫。

以上说明，中世纪的经济、政治制度、宗教、学术以及一切日常生活，无不贯穿着基督教思想。所以恩格斯说，中世纪从已经灭亡的古代世界得到的唯一东西就是基督教了，这反映在文学上就使中世纪的文学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

绝大多数作品，即使不属于教会的文学作品，都带上奇迹的意味，梦幻的气氛，宿命论的调子和象征的倾向。甚至民族迁移时期民间自然产生的英雄史诗，在最初完全保留异教色彩的，到了后来都被穿上了宗教外衣。在十二、三世纪时更出现了一种骑士文学，宣传忠君、爱国、护教、行侠，就完全是服务于封建制度和教会制度的文学。及至自然经济动摇，商业经济逐渐发生，城市又兴起，文学上又才反映出要求从教会和封建制度之下解放出来的思想，出现了讽刺诗、寓言故事和讽刺剧等等有进步意义的城市文学作品。

到了十四世纪，意大利城市经济大大发展，诗人但丁在他的《神曲》里总结了中世纪的文化而提出新的方向，逐渐向“文艺复兴”时期过渡。

中世纪的英雄史诗

在日耳曼大迁移的几百年，即所谓黑暗时期中，虽然因动乱状态，城市毁坏，无文明可言，但不等于完全没有文艺创作。相反地，那些在迁移中的民族，在与异族作斗争中，曾有过许多值得歌颂的人民英雄事迹。

那时的各族虽然没有文化，他们却并不忘记用民间口头创作的形式，把他们所崇拜的民族战斗英雄的事迹夹杂着北欧的神话，编成口头的诗歌，口口相传，代代承继，保存下来，到了可能的时候，用文字记录，或经过后来的诗人加工，成了他们民族的神话和史诗，在十至十三世纪中间陆续出现。

如十世纪出现的英国史诗《裴欧沃夫》，十一世纪出现的法国的《罗兰之歌》，十二世纪出现在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和十三世纪初在德国出现的《尼伯龙根之歌》，以及两部北欧神话新《埃达》和古《埃达》。这些都是属于人民的文学作品，而并不属于教会文学的，所以有极丰富的人民性和异教色采。但是由于它们的记录者绝大多数是基督教徒，因此或多或少都被披上了宗教的外衣。

英格兰史诗《裴欧沃夫》

《裴欧沃夫》一诗长三千余行。诗中的人物故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六世纪，七世纪已形成叙事诗，但现存的最古稿本是英国十世纪的产物。

故事叙述丹麦王希洛时加宫中出妖怪，屡屡伤人。瑞典南部高特族王的外甥裴欧沃夫，英勇非常，听闻此事，主动来为丹麦王除害。带随从十四壮士，夜宿宫中。巨怪格伦得来吞食从人，裴起来和它打斗，斩了它一支手臂，怪逃去，母怪来报仇，裴将其打伤，追击到一荒池，把两怪都斩首携回，大为国人称颂。后因此得为高特族王。

五十年后，有一龙在大坟里守藏金，常常出来伤人，蹂躏四境，为害人民。裴偕同伴寻龙，得少年威格拉夫的帮助，将龙杀死，自己亦受重伤而死。

和荷马史诗是希腊远古氏族社会末期生活的反映一样，英国的史诗也是盎格鲁·萨克逊氏族社会末期生活的反映。诗中英雄都属于氏族中的贵族，他们非常强调亲族关系，承认个人首要责任是保卫自己的亲族。主人公裴欧沃夫是一个勇敢、强壮、正直、负责、愿意为他部族的人民、为亲族忘我牺牲的英雄人物。

原诗末尾说：“在一切国王中，在一切人们中，他是最温良的、最可爱的，是对他的亲族最仁慈的。”这显然表现了氏族社会的思想意识。同时也可看出，那时氏族社。会已处于逐渐崩溃的阶段，因为诗中屡屡涉及抢夺黄金窖藏的主题，私有财产已开始受到重视。

史诗现存的最古稿本是一个不知名的基督教徒的手抄本。究系他仅仅抄录久已在人民口头传颂的史诗，抑或他曾经加以采集整理，无从得知。

但显然这一稿本是在基督教传入之后写成的。因为诗中的多神教的神已经为基督教的上帝所代替，巨怪格伦得被称为该隐的后代。但诗的整个精神仍然是多神教的，而上帝魔鬼等说法显系后加上去的。可能就是抄写的僧侣给它披上了宗教的外衣。

盎格鲁·萨克逊史诗的艺术技巧有它的特点。它的诗每行都分做两半，诗行不用脚韵而是用的头韵（有似中国的双声）。通常是头半行有两个音节首音相同，然后这个音在后半行再出现一次或二次。这样分为半行而又用头韵，音调就显得短促，与希腊史诗之慢调长吟者截然不同。英格兰史诗在语言技巧上也有它的特色。

诗中常用平行法来描写同一的事实或现象。如说巨怪闯进鹿厂，碰见了“一群军人，勇敢的战士，年轻的同族”。希洛时加被称为“贤明的统治，善良的父亲，施予赏赐的恩主”等等。用平行的表现法可以重复加强某种描绘。

此外，英格兰史诗还常用一种比喻法说明一些事物。如太阳被称为“白天的火炬”，身体被呼作“骨头的器皿”，战争是“尸灰的游戏”，船支是“海上的木头”。但都极短，没有希腊史诗那种漫长的象喻。

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

《尼伯龙根之歌》是长达9，余行的史诗，分上下两部，上部是《西格弗里之死》，下部是《克丽希尔的复仇》。

故事都发生在五世纪日尔曼民族大迁移时代，被人民歌手编为诗歌，经过长时期在民间流传，大约在十二到十三世纪，才在德国巴伐利亚人中间被融合成为整个《尼伯龙根之歌》。但由于口传关系，各地所纪录的互有出入。如流传到冰岛去，后被冰岛诗人收集在《埃达》里边的关于西格弗里（西古尔德）的传说，就完全保存了异教神话色彩；而在德国本土形成的史诗，则已披上了十二世纪封建社会和骑士文化的外衣。

史诗的第一部写法兰克一位勇敢的王子西格弗里，在杀了毒龙，得了尼伯龙族藏金、神剑和隐身衣之后，并不安于逸乐生活，动身出外去冒险，以遂他的四方之志。由于他行侠好义，肯帮朋友解决困难，他非常被人们称颂。在勃根第，他帮助国王恭太战胜了冰岛女王布伦希尔，使他和女王结了婚，因此恭太为酬报他，也如西格弗里的愿望将自己的妹妹克丽希尔嫁给他。

后因两姑嫂争雄，国王的侍从哈根，替王后布伦希尔设计，在打猎时暗杀了西格弗里，并夺去尼伯龙藏金，沉于莱因河中。第一部结束于此。

第二部写十三年后克丽希尔为了报仇嫁给匈奴国王艾柴尔。又过十三年，她怂恿匈奴王迎请恭太和哈根赴宴，在进行比武中展开了屠杀。双方死伤殆尽。恭太和哈根被擒。克丽希尔要哈根说出藏金所在，哈根说只要他的君主三弟兄中有一位活着，他至死不说。克丽希尔命人杀了她哥哥恭太，把人头给哈根看，哈根仍不说。克丽希尔手刃哈根。可是她立即被匈奴族老将希尔代布郎所杀。全诗以血淋悲剧收场。

《尼伯龙根之歌》的故事的根源虽然来自民族迁移时代，但它所反映的生活和思想意识却是属于十二世纪封建社会的。它所称颂的是光明磊落，舍已为人的侠义英雄行为，而所暴露的是在封建等级制度下，人们如何为了权势、黄金而互相残杀，甚至在血缘亲族之间。

这就与《裴欧沃夫》中之重视亲族关系者不同。布伦希尔和克丽希尔为了席上的座位，为了进礼拜堂的先后，就结下血海深仇。哈根为了谋西格弗里的尼伯龙藏金而伪造消息，骗取秘密，设下阴谋诡计陷害西格弗里。克丽希尔为了逼哈根说出藏金所在而杀死了亲兄。

这些都暴露了封建主家庭亲族之间为了权势财产而进行的残酷的仇杀行为。由此可见这一史诗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和《裴欧沃夫》中所反映的是有所不同的。

史诗中的正面英雄西格弗里的形象是比较鲜明而生动的。他虽然出身贵族宫廷，但不耽逸乐，有大无畏的冒险精神，要凭自己本领做一个治国安民的国王。他骁勇而有礼貌，急公好义，先人后己，为朋友愿冒生命危险，成功不骄，乐观善良，胸怀坦荡，因而失掉对坏人的警惕，以致受到暗害。

但他一生堂堂正正的英雄本色，受到人民的敬爱、诗人的歌颂、后世读者的同情。恩格斯把西格弗里称作“德国青年的代表”，可见这一形象的感染力。

哈根的形象是被作为反面人物来描写的，和西格弗里是强烈的对比。他阴险、毒辣、残酷、凶暴。谋财害命，对死者的寡妇克丽希尔百般磨折，仇视到底。在匈奴宫廷又带头干出喝人血的魔鬼行为，是中世纪封建主最忠实的臣仆的典型。恭太是个懦弱无能，虎头蛇尾，假仁假义的人物。他不赞成哈根暗害西格弗里，但又没有主动加以阻止。是封建社会中具有代表意义的封建主的形象。

其他人物形象则比较不完整；克丽希尔在第一部和第二部里很不一致。第一部里她那样温柔贤淑，而在第二部里却变成凶狠的复仇者，不惜把亲生儿子作为牺牲，引起屠杀。她报仇的动机也是不明确的。最初是为她丈夫报仇，但后来却变为争夺宝藏。这一形象是不够精彩的。

布伦希尔的形象则更模糊，最初是冰岛一个傲慢英勇的女后，和恭太结婚后变为极其平凡的女人了，而且爱虚荣、好嫉妒、心地窄狭、不能容人。前后判若两人，性格极不一致。这些说明史诗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来源和形成中错综复杂的现象。当然这是民间文学所不能避免的，但也说明整理的作家艺术修养不高，没有把人物的性格表现来合乎生活真实。

史诗的作者不但在形象刻划上透露出他和人民一致的爱憎，而且在宗教骑士外衣之下，传达出异教的精神，他称颂匈奴宫廷中宗教信仰自由的情况说：“在他那儿还有一个难得看到的现象，那儿并存着基督教和异教的信仰。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遵守着自己的习俗，国王对他们一样赏赐，使人人心满意足。

结语

在许多异教传说和歌谣都被基督教扫荡无存的时候，这一部人民的史诗能在基督教的外衣之下保存下来，而且敢于大胆显示异教精神，是非常难得的事。因此这一史诗应该是归于人民的文学之列。有些文学史家把它干脆摆在骑士文学里边。那是不够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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