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阶级流动美国德国日本和瑞典社会再

微观阶级流动：美国、德国、日本和瑞典社会再生产研究原创尉建文、刘仕刚定量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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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微观阶级流动：美国、德国、日本和瑞典社会再生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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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尉建文刘仕刚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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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Jonsson,JanO.,DavidB.Grusky,MatthewDiCarlo,ReinhardPollak,MaryC.Brinton..“Micro-ClassMobility:SocialReproductioninFourCountrie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

文章导读

在有关社会流动的社会学研究中，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代际再生产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类别形式（categoricalform），强调父母把大阶级地位传递给子女；另一种是等级形式（gradationalform），强调父母把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传递给子女。这两种研究取向都忽略职业在将机会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期推送的这篇文献强调的是职业在代际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该文认为，阶级分析模式中的很多基本特征（比如利益的形成、文化的形成）不仅仅体现在阶级层面上，更是体现在职业层面上(WeedenandGrusky)。基于对来自美国、瑞典、德国和日本四国具有全国代表性数据的最新分析，作者发现：（1）职业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途径；（2）只有在职业层面上进行分析，才能够揭示出社会流动中的固化问题；（3）传统社会流动分析所揭示的大阶级的再生产只是假象，实际上是职业的再生产。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50年代末，社会学界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出现分歧，形成两大相互竞争的阵营：一方以等级模式来表示社会结构(Svalastoga)；另一方则以阶级模式来表示社会结构(Glass;Carlsson)。这两种关于社会结构的表述都试图从各自的角度来揭示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阶级论学者认为，父母把他们的社会阶级传给了他们的子女。等级论学者认为，父母把他们的职业声望或社会经济地位传给了他们的子女。在这两种分析模式之下，具体的职业通常成为了分析不平等结构的起点，但是它们要么被加总转化成了大阶级（阶级模式），要么被量化为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或声望（等级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就被简化成了阶级分析或是社会经济地位分析。

三种社会流动模式

（一）等级模式

在研究流动之时，等级模式下的不平等一般呈现出一种简单的、单维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家庭按单个变量(如声望、收入)或多个变量(如社会经济地位)的组合来排列。在等级模式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生命中的机会就是一个函数，也就是他们在家庭这一单维因素中的指标（standing）。在等级模式之下，各类资源说了算。当孩子出生在高地位的社会群体中，他们就会凭借着优先获得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以及文化资源来得到高地位和高回报的职业。图1展示的是两个单维的等级结构（unidimensional

hierarchies），每代一个，通过总体资源（经济、社会或文化）的中介机制（mediatingmechanism）平滑地连接在一起。图1的A部分通过将职业起点和终点的交互分类投影到第三个维度来表示一个理想的等级模式，其中第三个维度代表了流动和不流动的密度(由柱状图的高度来显示)。根据图1中职业起点和终点的社会经济分数排序结果显示，随着职业起点和终点之间分数距离的不断拉大，流动机会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二）大阶级模式

与等级模式不同，大阶级模式把不平等看作是阶级之间的排斥与区隔。这些阶级通常被假定可以传递一整套雇佣关系和消费机会，从而造就了一种限定行为和决策制定的社会环境和一种适应该环境（或不适应）的文化。其主要观点就是出生在同一阶级的孩子们在很大程度上享有相同的流动机会，即使他们父母的职业不尽相同，工作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也大不一样。然而，相似地位的两个阶级并非必然会传递同样的流动机会，这是因为非地位性因素影响着他们的流动机会。例如，即便企业主和非体力劳动者（比如文员、销售人员）经济社会状况大致相似，企业主的后代倾向于成为企业主，非体力劳动者的后代倾向于成为非体力劳动者。这是由于他们所掌握的资源不同，而在这些资源传递的过程中，子女们无法获得进入其他具有同等地位职业的机会，而是进入与其阶级出身所要求的文化、训练、关系网络和资本相一致的特定职业。图1的B部分通过把各职业集合成大阶级来展示了大阶级模式的理想类型。

（三）微观阶级模式

微观阶级模式假定的是当代劳动力市场被分割成了不同的、制度化的职业类别（如医生、管道工、邮政人员），而非制度化的大阶级（如非体力劳动者、企业主）。这就意味着，由大阶级组成的职业将具有不同的流动和不流动倾向，这种异质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孩子们出生时所处的独特职业世界对他们未来的发展抱负、他们所拥有的技能以及他们可以利用的网络产生了影响。比如，木匠的孩子之所以有可能成为木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家里就接触到很多木工手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受其熏陶，自愿选择木工作为职业，且嵌入在他们的社会网络中的也大多是如何成为木匠和如何找到木匠工作的信息。尽管在微观阶级模式中也假定阶级呈块状分布，但这种块状分布要比大阶级模式的块状分布精细的多（如图1中C部分所示）。

微观阶级的再生产

如表1所示，微观阶级再生产的资源类型主要有四种：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网络以及经济资源。

（一）职业特定的人力资本

虽然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历史性分离使得父母不易将职业人力资本传递给子女，但这绝不意味着此类资本已经不再由父母传递。例如，社会学家常在茶余饭后与其子女探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家中到处堆放着各类社会学书籍、杂志等，并且在日常的子女教育中经常会以各种方式不断灌输社会学的知识。服装设计师在家常常谈起时尚，也可能带其子女参加一些时尚展览，也可能训练他们缝纫或设计服饰。这些案例只是为了说明一点，父母对其职业的投入会影响到他们在家中的言语和行为，影响他们与孩子相处的方式，从而影响他们传授给孩子的技能。

（二）职业特定的文化资本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依赖于两个条件：（1）一套能够反复灌输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训练体系（trainingregimen）；（2）一些能够为保证阶级或职业内的成员相互间沟通顺畅并使内部成员共享的价值观免受外来力量影响的封闭机制。实际上，这两个条件在具体的职业中要比在大阶级中更为容易得到满足。比如，律师必须在法学院（训练体系）接受高强度的训练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工作环境中（封闭机制）频繁互动，这就造就并维持了一种职业文化。正如格伦斯基（Grusky）所言，并不是所有的职业都有一套成熟的训练体系和密集的职业内部网络，但是这些条件确实会孕育出一种“团队精神”，然后传递给子女，从而有助于微观阶级再生产（Caplow；Hughes；VanMaanenandBarley）。

（三）其他职业特定的机制

表1中的其余两种机制，社会网络和经济资源，其运作方式并不复杂。例如，父母可以同时利用微观阶级和大阶级的社会网络，前者是根据职业间的互动来构建的(例如律师事务所)，后者的形成不仅是因为某些类型的阶级互动（例如律师和会计之间的互动）而且还因为住宅区隔通常根据阶级而不是职业来划分的（例如，律师们通常和医生们比邻而居）。不管是大阶级还是微观阶级的社会网络，都通过将子女置于特殊的阶级位置，并给予他们得以接触日后自己获取该位置时所需要的重要人士的机会来影响再生产过程。至于经济资源，常常以职业特色的形式促进微观阶级再生产，比如医生更可能用其财富来支持子女的医学深造而不是学习法律。

社会再生产的国别差异

在任何既定国家中微观阶级方法的有效性取决于该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否鼓励父母们积累职业特色的资本或者是泛阶级资本（classwidecapital）（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正如表2所示，大阶级和微观阶级的结构化可以被看作两个彼此独立的分析对象，这样就产生了四种理想类型的流动形式。格伦斯基（Grusky）提出德国、美国、瑞典和日本是最为接近这四种理想类型的国家。

德国是同时依据职业和大阶级来进行社会分层。因为德国已经发展出了完备的职业培训体系（DiPreteetal.;MullerandGangl），父母积累了相当多的职业技能并将其职业视为一种重要的身份标识，因此，家庭便成为了此类职业技能的传承之所，而职业再生产由此得以实现。作为一个地道的德国父母，将同时拥有大阶级和职业特色的双重身份并将这种双重身份义务地传递给他们的子女。

相比之下，日本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大阶级和微观阶级的结构化程度非常低。相较于职业体系，日本的教育体系更为完善和全面，而且劳动力市场的依附关系是围绕特定企业形成的而不是围绕特定职业形成的，因此，日本企业内部的跨职业流动很大（Ishida;Kato）。对于典型的日本父母而言，几乎没有机会来发展职业技能。事实上，他们倾向于认同公司而不是职业。同样地，日本的工人并不认同其所处的大阶级，因为大阶级的总工会还没有出现，大阶级的集体谈判也完全没有发展起来。

瑞典的案例可被看成是德国和日本案例的混合。正如在日本一样，尽管瑞典确实存在职业工会，但工会在瑞典的重要性日益衰退。传统上，体力劳动者工会一直与社会民主党保持着紧密联系，这意味着总体组织（aggregate-levelorganizations）的政治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并由国家社团组织不断强化。这样一来，瑞典在其发展成熟的大阶级组织上与德国十分相似（Korpi;Esping-Andersen），而在其发育不良的职业组织上与日本相差无几。

最后，美国案例的特点在于其中等发达的职业主义和职业协会，尤其是在专业和手工艺部门。德国的职业主义是与同等强大的大阶级组织相伴相生的，而在美国，职业主义主要被用来强化行业工会（craftunions），削弱大阶级工会与组织。因此，美国的父母通常会非常认同他们的职业，并拥有大量的职业技能，以便能传递给子女，而他们对大阶级的认同往往很弱。

数据、变量和分层方案

本文的阶级图式主要包括82个微观阶级，所采用的四国数据信息主要包括父亲职业、子女职业、性别、年龄以及其他有助于大阶级操作化的变量（如就业状况、行业类别）。由于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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