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大搞福利制度,挥霍掉50的GDP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治理，本质上都是在一个翘翘板上做平衡游戏。左边那头叫增长，右边那头叫公平治理者，就是在公平和增长中间做一个平衡。

今天中国经历四十多年发展到今天，在经济规模上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出现了很多超级富豪。那么翘翘板另一头的问题就呈现出来了，那就是公平。今年以来，公共舆论关于增长和公平的讨论到今天还没有达成共识。

今天的文章就讲一个非典型的欧洲国家，它是怎么在增长和公平之间做均衡的。这个国家叫瑞典。十九世纪以前，瑞典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北欧国家。当时瑞典的国民人均收入和人均寿命在欧洲地区排在倒数三位，甚至比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从年开始，瑞典政府开始由一批古典自由主义者领导这批人信仰自由市场.他们掀起了一场火热的自由主义革命。在很短的时间内废除了行会制度、解除了对商业和金融市场的管制、取消了贸易壁垒、实行了开放的移民政策。这些改革措施开启了瑞典的工业化进程。从年到年，瑞典的人均GDP速度比欧洲其他国家快50%，而它的公共支出一直保持在GDP的10%以下。

随后在二十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瑞典都采取了中立态度。谨慎控制政府的规模，同时保持市场的开放和低税率。所以在二战期间，当其他欧洲国家深陷泥沼，经济遭受重创的时候，瑞典的国民生产总值却增加了20%。到年，瑞典成为世界上第四富裕国家，同时也是最自由的国家，它的人均寿命提高了整整26年，出生婴儿死亡率从15%下降到了2%以下。

富裕以后的瑞典就试图要解决公平问题了。从一九六零年代开始，瑞典改变了国家治理的方式，它开始建设一个大型福利国家。瑞典政府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和监管，把很多行业收归国有化，建立了不少的国有企业，同时为国民提供越来越细致的养老金、需要保障和产假等福利。这听上去挺美好的。但是从年到年，瑞典政府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从30%飙升到了60%。

我们知道政府本身是不创造财富的，庞大的公共支出主要通过税收来获得。于是公共支出大增，带来的结果就是税收暴涨。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英格玛伯格曼是瑞典最著名的导演，曾经三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在当时，他每拍一部电影所要交的税率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这意味着他每拍一部电影赚的钱都不如他要交的税多。电影拍得越多，伯格曼就亏得越厉害。

一个人在工作或者进行创造的时候，要交纳如此高额的税收，而不工作的人可以领到各种保障金。那么结果会是什么呢？就是越来越多的瑞典人选择不工作。从年到年，这十年里面瑞典经济规模缩水了一半。更糟糕的是到年代末，瑞典经济遭遇了惊人的崩盘，失业率飙升、政府预算赤字达到GDP的百分之十一。年，瑞典央行甚至一度试图以%的利率来捍卫瑞典货币，于是公平似乎达到了，但是增长却失去了。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瑞典人重新走上了自由市场改革的老路子，他们将政府的规模缩减了三分之一，并在公共财政方面实行盈余目标大幅降低。税收还取消了对不动产和遗产的税收，大批国有企业被私有化，金融、电力、媒体、电信等市场开始自由。同时瑞典摆脱孤立主义的立场，在年加入了欧盟，获得了欧洲市场的免关税待遇。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宜家、沃尔沃、爱立信、hm等等全都来自瑞典。同时瑞典的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连续二十多年保持在百分之三以上，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所以今天的瑞典仍然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福利国家，而同时它的自由市场活力也正在被激发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过去的三十多年，瑞典的执政者在增长和公平这个跷跷板上实现了相对理想的恐怖平衡。

跟中国相比，瑞典是一个国土面积只有四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一千万的小国家。在这个翘翘板游戏中，大国的难度显然要大于小国家。不过它的基本原理却可能是一样的，就是任何经济发展的前提是自由要素的激活，而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取决于财富分配的透明和公平性，两者缺一都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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