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曼诞辰100周年让电影从瑞典走向世界

百年前的一个夏日，年7月14号，一个牧师的儿子出生了。此后89年中他留给后世50多部电影，曾四获奥斯卡金像奖，是戛纳、柏林等国际戏剧节的座上宾，被无数电影工作者奉若神明。后人将其同前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意大利导演费里尼并称为世界现代艺术电影“圣三位一体”，代表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洲艺术电影难以逾越的最高峰。

这个人就是来自瑞典的国宝级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

英格玛·伯格曼（.7.14-.7.30）

伯格曼拥有许多名导“迷弟”，年关于他的纪录片《打扰伯格曼》，简直是一场由各国名导组成的粉丝研讨会。

伍迪·艾伦说：“伯格曼的电影是任何一个电影人都想拍摄的，哪怕只拍出其中一部。”

李安18岁时看了伯格曼的《处女泉》毅然决定走上电影之路：“我连续看了两遍，看完动弹不得，仿佛被导演夺走了童贞，我看不懂，但大受震撼。”

李安得见偶像一面激动落泪

他有点神经质，很小的时候就爱想象：“灵魂是影子般的龙，像青烟一般蓝，像有翼的怪兽般翱翔天际。”年轻时，他曾发誓要成为“一个讨厌的人、一个麻烦制造者、一个难以被归类的人”。拍摄电影期间，他只吃饼干和酸奶，绝不坐着。此外，他喜欢以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因为有时候他觉得伯格曼是个他不熟悉的人。

他说他不爱任何人，不信任任何人，也不思念任何人。很多人对他又爱又恨，他一生中抛弃过的三个女人曾因他聚在一起，大倒苦水。

伯格曼（右）与其御用摄影师斯文·尼夫基斯特在《芬妮与亚历山大》片场

在他诞辰一百周年，年的夏天，中国人对伯格曼的热情似乎随处可见：5月份北京电影节开辟了伯格曼纪念单元，6月份上海电影节又有伯格曼电影回顾，还有北京Lens空间的《魔灯犹在——伯格曼和他影响的时尚与艺术》展览······

今天，木马与大家一起致敬这位用镜头直指人心的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

童年

“我一直留驻在童年；在逐渐暗淡的房子内流连……事实上我一直住在梦里，偶尔探访现实世界。”

童年时期，伯格曼表面上是瘦弱无助的驼背男孩，他不喜欢学校的填鸭式教学，成绩不佳，经常因此招来训斥和耳光。和年纪相仿的青少年相比，他口吃，穿着不搭，其他孩子在海里游泳嬉水的时候，他却“喜欢站在岸边石滩上，大谈全然无用的社会天才尼采”。

英格玛伯格曼在年（后排左边）

他的母亲卡琳·伯格曼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护士，漂亮又冷漠。父亲是一位尽职的路德教教区牧师，在教堂发表的布道深受欢迎，但他脾气暴躁，容易神经质。也许是为了维持牧师家庭的公众形象，这对夫妻常常采取强硬、粗暴的方式管教孩子，打骂和惩罚伯格曼和他的哥哥。

伯格曼的父母订婚照

可即便童年是痛苦和困惑的源泉，伯格曼也从不舍得童年。

年被控逃税造假后，他愤然出走，在德国自我放逐八年。伯格曼也从未离开过童年，这段时光里的人和事深深影响了他的创作，记忆碎片反复闪现在他的作品中：《不良少女莫妮卡》中离家出走的叛逆少女、《秋日奏鸣曲》中的母女争执、《芬妮与亚历山大》中智慧慈祥的祖母和撒谎的小亚历山大……在亚历山大的卧室里，伯格曼平日多次提到的放映机和童年时保留下来的木偶剧院玩具也原样重现。

年，与哥哥达格和妹妹玛格丽塔的合影

他爱哭，渴望得到母亲更多的爱，他承认“在《野草莓》的最后一幕，充斥着强烈的渴求和希望：莎拉挽起伊沙克的手，领他走向林间一处阳光灿烂的空地。在另一侧，他见到他的父母，他们正向他招手”。

伯格曼总用“58岁之前都处于青春期”来敷衍各类采访中针对他情感问题的提问，但一直在心里同过去闹别扭的他却在慢慢理解父母。

在母亲去世前，伯格曼真心实意地请求她的宽恕，对他说过的话表示后悔。《呼喊与细语》是他对母亲的追忆，年他还拍摄了纪录片《卡琳的面孔》，这部纪录片里没有任何旁白和解说，只有伯格曼家族成员的照片。他用特制的放大镜研究家庭影集，用八毫米的摄影机和一个特殊的透镜拍摄了母亲的脸。

《呼喊与细雨》工作照（）

对于关系一向不好的父亲，伯格曼说，“我曾在怨恨他的情感中度过了大部分生命，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成了真正的好朋友，我被他的诚挚深深地打动了。他是突然间向我敞开心扉的。他摘去了面具，与我促膝谈论人生，我很激动。”

父亲在教堂讲道台前的留影

造梦

“电影如果不是一种记录，就是一种梦幻。”

伯格曼患有失眠症，无论床头有没有安眠药，总是每天凌晨4点半准时醒来。短暂的四小时睡眠里做过的每个梦，他都记得清楚。

他曾梦见一座有锐利形态、散发着气味和巨大声响的城市，并试图在电影《蛇蛋》里塑造出完全相同的梦幻之地。拍摄《呼喊与细语》前，一个红色的房间和四个白衣女人的画面浮现在他脑海里长达一年之久。不过，最常见的还是他做了和自己职业相关的梦，梦见自己在摄影棚里准备拍一场戏。

影评人彼得·考伊说，“没有一个导演比伯格曼更清楚梦境，或者比他更会阐述和利用梦境。”

伯格曼60年如一日地把自己创造的梦境记录在黄格子笔记本上，然后躲到摄像机背后，让演员根据剧本自由发挥，不作指导。他从不对任何人解释这些梦，但不止一位与他合作的演员在表演时就能体会到梦的魔力。他造出的梦境古怪、大胆，电影里也因此充满出其不意的镜头和声音。

《野草莓》剧照

伯格曼还喜欢让电影里的人做梦，这些电影里的主角具有多重性格，沉迷在编造的记忆和梦里，比如《犹在镜中》的精神病患者卡琳，《沉默》中患有绝症的姐姐埃斯泰等等。

造梦的能力生来就被赋予了。

《野草莓》（）

伯格曼没有明确解释过他为什么如此热爱梦境，但他十分明确自己拍的是怎样的电影：“电影艺术能无限接近生活的本质。它应当展示心理状态，而不只是满足于用图像来展现动作。”在他电影中的超现实场景里，在梦的催化作用下，人物的心理活动被放大数倍，人们甚至能从中看到心灵由无形化为有形。

婚姻

艺术家的私生活与工作间的关系，在伯格曼这里是混乱而迷人的。

上世纪70年代初，伯格曼拍了几部不三不四的电影，但赚了不少钱，他精心构思了一部大戏，由他和丽芙·厄尔曼饰演男女主角，背景是他居住的法罗岛。结果戏拍了一半，另一个男主角就跑掉了。没法子，他又改拍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

伯格曼与丽芙·厄尔曼，摄于年

这一次，他最大的失误是重蹈覆辙爱上了剧中年轻的女演员，被拒绝后，他只好回到法罗岛去治疗情伤，这段时间，他写出了《呐喊与低语》的剧本。

因为几部电影在商业上的失败，国内外根本没有人愿意投钱给他拍电影。他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砸了进来，同时说服片中的四位女演员，把她们的片酬作为投资用在这部电影上，然后又向电影基金会贷款50万瑞典克朗。这是伯格曼人生中第二次，被舆论普遍认为快要完蛋了。

到电影后期制作的时候，伯格曼就把钱花光了，他想出售《呐喊与低语》在美国地区的版权，却根本无人问津。他的经纪人保罗·柯诺是个老奸巨猾的贸易商，可是即使是这样一位“老司机”，在发行商面前费了半天口舌，依旧空手而归。最后，还是一家专门发行恐怖片和色情电影的小公司同情这部该死的电影。

他的感情生活也是一团糟，和执导《一出梦的戏剧》时的毛病一样，他和《呐喊与低语》中的女演员英格莉·冯·罗森迅速坠入爱河，而《呐喊与低语》的第一女主角是他当时的妻子：丽芙·厄尔曼。

《芬妮与亚历山大》

一天夜里，丽芙·厄尔曼与另外两位女主演哈里特和英格里德·图林在法罗岛的片场喝酒。几杯入肚，厄尔曼拥有了勇气，她决定向那个任性又自负的男人宣告他们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三个醉酒的女人去敲伯格曼的房门，砰砰的敲门声和厄尔曼含混不清的叫喊声，吓得伯格曼跳过另一侧的窗户逃走了。厄尔曼想告诉他：“英格玛，我们结束了。”所以，在电影中，厄尔曼的痛苦都是真实的。

英格玛·伯格曼曾经说过：“我们从来没有在法律上结过婚，但我在远离尘埃的法罗岛上造那座房子，是打算和丽芙永远厮守的。”而现在，一切都成为过去。不久后，他就和英格莉·冯·罗森结婚，搬进了卡拉布兰一栋像太妃糖一样漂亮的公寓里。

圣诞节除夕夜，他接到保罗·柯诺打来的电话，柯诺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激动：“英格玛，捧上天啦。”一开始伯格曼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好半天才知道，《呐喊与低语》获得了巨大成功，世界上只要放电影的地区，都买了这部影片的版权。

伯格曼春风满面，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这个臭男人为什么没有受到惩罚呢？丽芙·厄尔曼感到无法理解。她离不开他，虽然已经离婚，可是他们还是在一起拍电影，这对她是一种比电影中的窒息更可怕的折磨。早在年，深受伯格曼其害的比比·安德森就警告过厄尔曼：远离这个男人！但是，正在恋爱甜蜜期的厄尔曼，哪里听得下这样的忠告呢？

年，厄尔曼27岁，伯格曼47岁，还离过三次婚。

11年后，他们拍《脸对脸》，厄尔曼像头狮子一样在那挣扎，与其说在表演，不如说在呈现真实的自己，赤裸裸地呈现在他前夫面前，她的伤痕，她的痛苦，那无药可救的呼喊与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