滔滔不绝6小时却好像什么也没说的电影,到

与其说这是一部电影，倒不如说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型电影项目。

它从年就开始发展，本来导演是想拍一部关于前苏联著名诺贝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LevLandau）的故事，“DAU”一词也是源于这位物理学名字的最后三个字母。

但这个计划却在发展时愈发愈大，为了真实还原-年苏联的场景，导演在乌克兰郊区以1:1原型规模，搭建了一个前苏联斯大林时代的一个小镇和国家科研中心地。

时间先回到今年春天，《列夫·朗道：退变》于柏林影展放映时便掀起了满满的争议讨论。

俄罗斯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耗时15年筹备DAU系列电影，举办了近40万次的试镜，选出名主要演员与1万名群演。所有人在乌克兰近郊的1万2千平方公尺大型片场中，实际生活了3年多的时间，融入旧苏联时代的生活方式。

听到这还未够疯狂，电影拍摄超过两年，这些演员在这个人工建构造出来的封闭世界里，使用卢布，严格跟足前苏联的规则生活。

据闻《列夫·朗道：退变》的原始拍摄素材长达小时，最终剪辑成6小时，35毫米胶片拍摄的素材，就已超过小时，生产了8,小时的对白、3万文字、字幕翻译文字也高达万。加上极度猎奇、官能爆发的影像画面，《列夫·朗道：退变》无论是形式或内容皆在挑战观影尺度。

这个计划由年开始构思，年开始执行，一个由德国、法国、瑞典、乌克兰和俄罗斯多国都有份参与的国际电影项目。

整个拍摄计划俨然是一场社会实验，所有演员生活在一个复制出来的苏联时空中，经历着共产威权主宰的秩序并激发出超乎人性的精神喷射。

这场关乎道德与艺术的争议由此展开。

尽管导演一再声称“没有任何人遭遇任何虐待”，逐一驳斥外界的流言蜚语，却依然止不住观众的怒火。

纽约时报指出，《列夫·朗道：退变》在今年柏林影展的映后讨论时，便有观众指控导演对演员造成了心理创伤；更有甚者，指控他“精神变态、恶意操纵”，使他忍不住回击：那是你觉得被操纵，不是我。

外媒对此亦颇有微词，撇开整个电影计划所衍生的“虐待疑云”，影评多聚焦在电影本身的艺术困境。英国卫报评论认为《列夫·朗道：退变》花了两倍的篇幅覆述《列夫·朗道：娜塔莎》的内容，已无任何意义；更重要的是，电影结尾所揭示的毫无意义的杀戮，已公然挑战了电影自身的存在价值。

电影有责任向大众交代一些事情，而非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破坏份子。

英国卫报评论如此说道。我不仅同意这个说法，更想由此开启我对《列夫·朗道：退变》的批评论述。

长达6小时的电影一共分为9个章节，故事主要围绕着一群科学家在乌克兰秘密实验室进行的超人实验。

随着实验进程，事态推移越发激进，不仅是整个实验开始出现电击、屠杀等行为，这些被关在实验室的科学家、官员与食堂工人也纷纷沉迷在酒精、性爱与狂欢中。

实验室新任所长KGB上任后，原本狂欢的气氛开始转为史达林式的专制严肃，他要求所有年轻科学家必须剃光头服从威权，在他的主导下，一群“新纳粹份子”逐渐成为实验室的暴权核心。

他们不仅威胁女性要把她们丢入猪圈，更藉由一场场的血腥杀戮来展示威权的恐怖与暴力。

诚如电影开场的画外音所言：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个狂热宗教。

《列夫·朗道：退变》的叙事主轴即为——展示共产威权介入人类思想体系所造成的破坏。

然而，《列夫·朗道：退变》只展示了恐怖，而忽略了思想建构背后的人性计算。

这也是为何观众无法明白何以片中出现大量不明所以的性爱、狂欢与屠杀画面。

尤其是片尾那令人难以忍受的屠猪场景，那些新纳粹份子一边斩首、一边唱着歌颂科学的曲子──没有任何的意义，仅剩“为杀戮而杀戮”这单薄而轻浮的理由。

我们无法理解电影人物出现极端暴力行为背后的人性动机，以至于每个人看似躲藏在一个国家机器背后，沦为集体意志的刽子手。

平庸的邪恶再次浮上台面，我们仿佛可以声称《列夫·朗道：退变》就像一面照妖镜，映照出过去与现在的所有威权体制。

但，《列夫·朗道：退变》及其整体电影计划绝非历史的缩影，而是一面充满恶意的镜子。如同我们批判希特勒政权，必须将威玛政权留下的时代情绪纳入讨论。

就像我们批判文化大革命时，必须理解中国内战结束后所遗留的价值重构问题；我们批判白色恐怖时，同样要理解冷战结构下的自由中国是多么充满思想矛盾。

前有因，后有果，历史批判绝非断章取义，就像《列夫·朗道：退变》开场声明“共产主义本身是一种狂热宗教”，却拒绝说明这份狂热来由为何？

当然，你可以说这一切都不在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导演的创作理解层面；更多时候，我以为是那些现场即兴而生的事件及零碎的叙事剪接，致使整部电影看似在一个统一的叙事架构中，实则内部逻辑紊乱、动机不明。

这里再次浮现争议，虽然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拒绝承认自己对电影项目的主宰权力，却依然无法摆脱导演身份对电影作品的诠释权。

同样撇开侵害疑云不提，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以DAU系列作品批判共产威权，其吊诡之处便在于以电影仿造威权体制的破坏力，导演自身却和沈默大众一样，躲在集体意志背后。

这便回到了一开始的批评论基，我们认为电影有责任要向大众交代一些事情，而非沦为破坏份子，最终留下满目疮痍的场景予观众，走出戏院后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创作者又一再强调“这才是最可怕的”。

事实上，现实生活远比《列夫·朗道：退变》的内容来得更为可怕而鲜明。

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自己也清楚明白这点，他对纽约时报说道：

相较我们的现实世界，DAU根本没什么，简直是小儿科。

这使我们不禁怀疑，DAU的问世有其现实目的：使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