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自强院士无私者无畏

                            

潘自强,年出生,湖南益阳人,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毕业后进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工作。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主要从事辐射防护领域的研究,在辐射防护学科体系和基础结构的建立、开拓和发展,辐射防护法规和标准体系的建立方面作了开拓性工作。年1月19日,潘自强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编辑

叶娟

编者按:

采访潘自强院士之前,有人说他很严肃,不好接近;有人说他很要强,想当官等等。年8月初,记者带着些许胆怯来到他的办公室,对他进行采访。采访长达近5个小时,谦和可亲是他留给记者最深的印象,更让记者感动的是,他完全坦诚地讲述生活中的悲与欢。说到“文革”中受到批斗的话题,他不回避;家庭里两个儿子患有疾病,他坦言:“作为父亲,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我会自责也会内疚,但事已如此,我想接受才是最好的面对。”

采访结束后,记者发现,说出那些话的人们,其实对他并不了解,甚至对他是误解。与其说他对人严肃,不如说他严肃地对待事业;与其说他想当官,不如说他从始至终就不迷信当官。他有一种品质叫质疑;他有一种精神是实事求是。他说:质疑,只是一种思考的态度,并非是对权威的挑战。权威值得我们去尊重,但不是迷信和盲从。因此,他被别人称为“白专”的典型,也在“文革”中被批判为“反动小权威”。他还不止一次,为了学术问题,在工作中跟上级领导有过争执。即便这样,他最终仍然赢得了领导与同事们对他的信赖和支持。他的学生,国家环境保护部核安全总工程师刘华这样评价他:“无私者无畏。”

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本篇文章带您走近潘自强院士。通过潘院士的口述、以及他的学生们书写的故事,带大家一起来感受这位“无私无畏“的院士。

质疑的态度求是的精神

■中核集团科技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口述实录

1

启蒙教育

我出生后三个月,父亲辞世。他为何给我取名自强,我便无从知晓。祖父是商人,在湖南益阳当地也算小有名气。祖父与祖母在我六七岁时相继去世,这之后,母亲开始当家。母亲是一个有文化的妇女。虽说只读过小学,但在那个时候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她对我的唯一要求就是好好读书。

从小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我读大学前的整个启蒙教育,都在一所挪威人和瑞典人合办的教会学校完成的。这所学校在解放后被改名为益阳一中。这是一所教学质量很高的学校,同学里还有一些是外国小孩。我在高中之前,是一个很贪玩的孩子,喜欢游泳、打球,成绩只是中等。直到高中,突然开悟,决定好好学习。

教会学校里有一个规定,每周同学们都要去做一次礼拜,校方还规定哪位同学不去,英文成绩就扣一分。我由于贪玩,每周都不去做礼拜,所以我的英文成绩就很差。在这样一所教会学校里读书,小时候只是觉得外国人用的东西很先进,现在看来,这所学校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中国人应该自强。

2

在了解中产生兴趣

报考大学专业时,我其实是想选择地质学。有一部电影对我影响很大,名字我已不记得,是我们国家解放后拍的一部有关地质勘探的电影。我当时觉得地质勘探既可以找到那么多资源,又可以到各地去旅游,就特别想报考。但我的老师还是指导我填报了武汉大学物理系专业。在武大读到大三时,我有幸被学校推介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去读书。我们那届学生大学毕业,正好赶上了“反右”运动,全部下放到农村去劳动。在农村劳动,我感触很深。以前一直生活在城市里,不知道农民生活的疾苦,那时通过下放感受到了农民生活的不容易。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每当遇到困难时,我就想想下放农村的日子,也就不觉苦了。劳动三个多个月后,因原子能所反应堆起动前,需要进行环境本底调查,我被要求提前结束劳动,从事这项工作。

对我而言,这是我人生中一个很大的转变。从心里来说,我很不情愿去做这样一项工作,我本身想从事理论物理研究,让我转到这样一个在当时被很多人看作是边缘的学科,心里自然一百个不愿意。但是组织已经决定,我也只好听从安排。好在这种不情愿的心态较快就转变过来了。

随着工作的一步步开展,我在实践中开始对这个学科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便开始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学科。实际上,对一门学科不感兴趣,或者说觉得这门学科知识很浅,其实只是因为你对其不够了解。只有通过了解,你才会发现那个学科里的真正学问,也才会慢慢地产生研究的兴趣。事实上,重要的在于去了解、去发现。

很多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看不上辐照防护这门学科,但我在工作中发现,这个学科有太多的学问需要去研究,而且要把研究出来的问题解决好,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路是人走出来的

在我科研成长的道路上,李德平先生是启蒙老师,钱先生、何先生、王淦昌和戴传曾等先生们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

汶川地震后,在八二一厂有一次会议,张德江同志出席,集团公司让我作为代表去参加会议。有关部门给我起草了一份在大会上的发言稿,我认为这份发言稿没有完全把应该说的问题说出来,随后我自己写了一份发言稿,但有关同志说:“这些问题以前没有汇报过”。后来,集团公司有关领导认为:还是按我的意见讲。我发言后,张德江同志的秘书立即把我的发言稿要走了。听说对解决八二一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

对于安全工作而言,讲安全这个词是需要用数据来说明和支撑的,但很多时候有些数据又是需要保密的。我国参加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UNSCEAR)后,UNSCEA秘书处一直要求提交我国核工业和核技术应用中个人剂量和环境影响评价的资料,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我国向UNSCEAR提供了有关资料,得到了各国代表的好评。

事实上,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不可能的,把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出来,才可以得到大家的理解,才会争取到别人的支持。理解是支持的基础,而让人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又是理解的基础。

4

科普,双方并不平等

安全环保这项工作,我认为不能完全简单地定义为自然科学,有些时候会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因为这项工作需要面对公众。目前,很流行一个词就是科普。但不宜把“公众沟通”归纳到“科普”中。公众沟通,双方是平等的,是站在科学的角度,来跟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进行沟通。而沟通的对象也并不仅仅只是大众百姓,还包括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更包括官员和各级领导人。

安全环保,不只是一项具体的工作,更需要一种全民意识。而我们国家到今天,国民对安全环保,主要还停留在切身利益层面上。一般而言,都是某事某人侵犯到我了,我才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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