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瑰丽与静谧石琴娥与北欧文学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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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注重文学教育、给他看书的，长大了的确和从小不看书、不接触新东西的孩子完全不一样”。84岁的北欧文学翻译家石琴娥在接受中国作家网记者采访时说，她近年来的主要精力都投注在北欧儿童文学的翻译。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石琴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最近，她主要在翻译挪威和丹麦的儿童文学，“北欧的儿童文学真的好。它有传统，从安徒生开始，主题一般都是真善美，而且充满了幻想、想象，无拘无束，非常适合儿童，“能够培养他们大胆去思考，而不是前怕狼后怕虎”。石琴娥觉得，一个人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有创造，老禁锢在一个模式里头是不行的，通过文学阅读，孩子们能够放开思想，从小就充满幻想和想象。“你知道吗，写《龙纹身的女孩》的作者是看着《长袜子皮皮》长大的，他就是在想，皮皮长大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千禧年三部曲’的女主角实际上就是他想象的皮皮长大之后的形象。”“另外，北欧的儿童文学确实翻译得比较少。所以我就想，有生之年能够给孩子们做点事，利用自己还稍微懂那么一点语言，搞一点儿童文学翻译。”

“不要前怕狼后怕虎”“老禁锢在一个模式里是不行的”，这是石琴娥自己人生经历中的深切体会。她从上海弄堂的亭子间走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一直到走遍北欧各国；她做过外交官、老师、学者、译者，甚至导游……看上去温和安静、安于书斋的石琴娥，笃定、柔韧，特别有主意，她的人生丰富多变、不断突破边界。

从亭子间到外语学院

年，石琴娥在上海出生。父亲原是宁波的农民，十二三岁到上海学生意，讨生活。成家后，因为穷，没办法在当时的租界内生活，只能把作坊开在闸北区——当时所谓的“中国地界”。一台车床，夫妻配合，按照规格要求加工铁板，小作坊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年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占领上海时，不敢轰炸租界，但在闸北狂轰乱炸，一夜之间，小作坊被夷为平地。为了逃命，大批难民越过外白渡桥进入英租界，后来英国人封锁了租界，很多人就从桥上跳下去，跳到苏州河上的“船上人家”，想办法到桥的另一边去。石琴娥的父母就是这样带着孩子们逃到了英租界，保住了性命，在苏州河新闸路一条弄堂里阳台上搭出来的亭子间安顿下来，石琴娥就在这个亭子间里长大。

父亲重男轻女，没有认真考虑过女儿的读书问题，但妈妈因为深受文盲之苦，决心不能再让女儿过这样的人生。石琴娥8岁时，妈妈觉得不上学不行了，带她到家旁边的小学报名，名字是老师根据妈妈说的发音写的。小学毕业后，石琴娥又和家里争取，希望能读到初中毕业。爸爸让她自己去找学校，找到就可以接着读，石琴娥就自己找到了女中。12岁上初一时，上海解放，这对石琴娥的触动很大。早上一打开门，门口地下整整齐齐躺着解放军——直到现在，有时候闭上眼睛，石琴娥脑海中还是会出现这个场面。上海解放后，交大、复旦的大学生们到中学宣传党的政策，石琴娥也非常积极，初三的时候，她已经成为中学的团干部。

初三时爸爸说，行了不要再念了，女孩子已经足够了，将来又不是我们家的人。但父亲没能阻止她的求学之路——学校免了她的学费，爸爸也不好再说什么，“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因为解放了，我恐怕到初中毕业就到此为止了，可能成为和很多人一样的家庭妇女”。

高中快毕业时，石琴娥本想学园艺，已经开始准备复习了，学校通知她去考语言和外交。“那时候思想比较僵化，学什么外语啊，我不愿意。但这是国家需要的，虽然不是我当时想要的，但让去就去吧，服从分配。”到了考场发现，考卷上写着北京外国语学院。就这样，18岁的石琴娥离开了弄堂的亭子间，进入外国语学院。

“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上世纪50年代的外国语学院很小，只一个三层楼的房子，马路对面是当时正在建的俄语学院，附近有齐白石的墓，周围环境很荒凉。石琴娥上学时外国语学院实行军队化管理，入学每个人发两个碗一双筷子一个小马扎，吃饭之前要唱歌——“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这类歌曲。专业也是分配的。入学前石琴娥想学德语，觉得德国人科技发达，学好德语可以把先进技术介绍到中国来，但最后被分配学英语，她觉得既然是组织安排，那就去学。“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特点，觉得是国家需要，不管我喜不喜欢，那我就去学，学了我就要学好。”

当时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主要来自三个地方：北京、上海、天津，石琴娥的同学中有很多是北京的高干子弟。而她因为父母的作坊扩大成厂子，属于“资产阶级”，同学觉得她有点“异类”，她也觉得同学不太一样。加上刚从上海来，普通话说不好，不敢发言，在有些事情上想得不多。很快，运动开始多起来，石琴娥没受到什么冲击，她想自己是来学习的，就要把学习搞好，“学到点东西”。

年，石琴娥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外交部，进了翻译队。翻译队由北外和北大的毕业生组成，住在位于现在外交部街的宿舍。翻译队属于一个过渡性质的机构，新进人员先在这里了解一些外交部的情况，再分配到各个司工作。50年代，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续和一些国家建交，正需要外语翻译，外交部翻译队外派了一批工作人员，有的去西欧，有一部分去了北欧。北欧五个国家，外交部向每个国家都派了四五名工作人员，石琴娥被派去瑞典，同行的还有和她一起从上海进入外语学院、一起分配到外交部、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斯文。

年石琴娥赴瑞典途经莫斯科，留苏的哥哥特地从列宁格勒赶到莫斯科看望她，兄妹二人合影

去北欧的旅途“长路漫漫”。一行人先乘火车去莫斯科，走了一个礼拜。当时中国驻苏联使馆还没有建起来，使馆人员先住在莫斯科一个大饭店里。随后，大家在莫斯科分别，乘飞机前往各自要去的国家。60多年后，回忆起当时路上的情景，石琴娥记忆犹新：“外交部的确给了我们一点小费，告诉我们要给列车员，但我们觉得给小费很不尊重人，不要一上车就给人小费，想要下车再给。结果一到车上，什么都没有，没有茶水，也没有人提供服务。还是过了两天之后，跑到其他同学车厢一看，人家什么都有。同学跟我说必须给，结果一给了之后，什么都来了。”石琴娥说：“这条道，我走了五六次呢。”

在瑞典被“到处借”

年，瑞典同中国建交，是最早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石琴娥和同事们到瑞典工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学语言——通过英文来学习瑞典语——使馆只给了大家三个月的时间。与被派到东欧各国的外交人员不同，瑞典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作人员不允许去外面学习，所以石琴娥和三位男同事只能在使馆的宿舍学习，老师是当时瑞典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的儿子、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正在勤工俭学。课程一星期三次，从早上开始，不上课的时间复习。学习三个月后，四个人被分到使馆不同机构，石琴娥到了研究室，斯文在文化处。

研究室的主要工作是为使馆外交人员整理和翻译信息。石琴娥每天早上六点就要到使馆，将当天的报纸根据不同的内容翻译和打印出来，在九点外交官们上班之前送到各个单位——当时我国的外交官懂外语的不多，需要看翻译的内容。石琴娥刚学了三个月的瑞典语，懂得也不多，好在这个翻译和文学翻译不同，有国际背景知识，意思不出错就可以，她也借助看报和大量翻译“实战”，一点点提高了瑞典语水平。

上世纪60年代初，石琴娥与斯文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当时使馆工作人员可以带家属，家属也都不懂外语，石琴娥就被“到处借”，一会儿到武官处，一会儿借到商务处，大使或者大使夫人有活动，她也要去当翻译，因此口语练得比较好。在瑞典，除了夏天，基本上天亮已经九、十点钟了，石琴娥早上走得早，工作结束天又黑了，“那时候基本上看不到太阳”，石琴娥就这样在瑞典待了四年。

四年间生活上的一个重要改变是，石琴娥与斯文在瑞典结婚。年，两人回国。

外国语学院十八年

回国后，斯文进入外交部西欧司，石琴娥则回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站上讲台。石琴娥在瑞典工作时，国内还派了5位留学生到瑞典，留学生不算使馆人员，可以进入瑞典的大学学习。这5位留学生于年底回国。同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在年第一次正式招收瑞典语专业学生。这样，外语学院就有两个瑞典语班，石琴娥负责留学生那个班。

上世纪80年代，石琴娥与阿斯特丽德·林格伦，摄于林格伦家中

此后，直到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石琴娥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度过了18年光阴，身处其中经历历史浮沉。年到年间，整个学校搬往农村，石琴娥什么都没带，只带了一本瑞典文的《长袜子皮皮》。劳动之余，她就翻看这本书，特别喜欢。回来后，她在北京跑着找出版社，想要翻译出版这部书，“出版社说，对不起啦！当时的孩子已经够淘气的了，再来一个淘气的，不可能的”。她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说了这个情况，任溶溶说，北京不敢，上海可以，遂在复刊后的《新民晚报》上开始连载自己翻译的《长袜子皮皮》。年，石琴娥在瑞典见到了《长袜子皮皮》的作者林格伦，说起这段经过，林格伦问石琴娥有什么感受，石琴娥和她讲，当时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皮皮那么大的力气。“我们下放到劳改农场，很苦，我要是有皮皮那么大的力气就好了。”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石琴娥有几次被借调的经历，陪同来访的瑞典作家代表团。瑞典文学学者王晔在《〈中国之秋〉：~年，瑞典文化人心中的中国图画》一文中写到，到年间，瑞典的几位文化界人士来到中国，参观了中国的学校、工厂、农村，回国后将采访所得集结成书，向瑞典读者展现了他们眼中的中国画面。诗人福尔基·伊萨克松在年底和年底两次来中国，他在后来的《在家里，在中国》一书中，记述了自己在中国坐火车旅行的经历，其中写道：“这是十月的一天，我们乘坐‘三八’号长春-北京线列车在旅行……年代于斯德哥尔摩中国大使馆工作过的石琴娥用夏日光线般的声音唱着‘外边在我们的野草地上’以及‘谁能航行却没有风？’其后，在歌曲的间隙，她解释：‘我们中国人就像保温瓶一样！’我们将目光从向后滑动的景色中抬起，石继续说：‘我们外面凉，内心暖。’”对于这样的细节，石琴娥笑着说记不清了，“但我们中国人确实是这样的性格”。“我做的主要是沟通协调的工作”，瑞典的摄影师拍摄背着手、拿把镰刀溜达的农民，当地人不乐意，石琴娥就和当地的人说，既然同意人家来了就不要限制人家，让他看看真实的。有时候她也会给瑞典人做工作，两方面协调，瑞典的作家们都觉得她努力而且坦率。

石琴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与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学系教授、瑞典著名诗人、曾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谢尔·埃斯普马克（中）有过很多交流。

“当时我还不知道以后会走上文学的道路，所以没有和他们交流太多文学的东西。我当时想的是，多少年了，我都没有好好接触瑞典语，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提高我的瑞典语水平，提高口语；我要了解一些瑞典的情况，看看从语言上、教学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用。”有意思的是，她后来和这些瑞典作家成了很好的朋友，多年后她去瑞典做访问学者时，每到节假日时，都会受邀去作家朋友在乡村的家里住几日。之后在中国驻瑞典使馆文化处工作期间，和作家的交往就更多了。

“我要写一本《北欧文学史》”

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的冯至先生被聘请为瑞典皇家文学、历史、文化科学院外籍院士。当时，社科院外文所还没有专门研究北欧文学的学者，冯先生想引进一个能做瑞典文学的人，就托在外语学院做德语教授的夫人姚可崑征求石琴娥的意见，将她调到外文所。

“去了之后吓我一大跳。”石琴娥到外文所时，所里不少人已经是知名学者，文学功底深厚，还有很多赫赫有名的老先生。石琴娥觉得周围要么是名人，要么就是科班出身，而自己已经40多岁，又是半路出家，有点犯难。心里有底后才能工作，她第一件事就是先摸底——跑图书馆，从院图书馆到首图、国图，查一查到底有多少北欧文学被翻译成中文，有哪些研究北欧文学作品的著述。查了半天，石琴娥发现，没多少东西，绝大部分是鲁迅、茅盾、叶君健等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翻译的，且不是从瑞典语直译的。除了易卜生、安徒生以及从德文翻译的拉格洛夫等几位作家之外，当时国内对瑞典及北欧其他国家的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并不多，比较系统的研究著作是学者李长之的一部《北欧文学》。

石琴娥与瑞典工人作家伊瓦·鲁—约翰逊在其家乡，约翰逊作品《晚安吧大地》就以其家乡的小河为背景。

“我当时就和冯先生说，我既然来到外文所了，就一定要写一本《北欧文学史》，现在就要开始写。”冯至先生建议她不要心急，写文学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积累很多资料。听从冯至先生的建议，在系统阅读和研究其他国家的北欧文学史以及作家作品评论的过程中，石琴娥认识到翻译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决定从介绍和翻译当代瑞典作家开始。她先是翻译了瑞典当代作家、后担任国际笔会主席的魏斯特贝里，雇工派代表作家伊·鲁·约翰逊以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温德·雍松的作品，发表在《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年，瑞典在斯德哥尔摩举行首届国际斯特林堡戏剧节，石琴娥受邀参加。这也是她回国20年后第一次重返瑞典。为准备会议发言，她对斯特林堡进行了初步研究，同时翻译了斯氏作品《失去本性的朱巴尔》发表在年4月11日的《人民日报》。研讨会上，石琴娥用瑞典文做了题为《斯特林堡在中国》的报告，阐述了自20世纪初叶到80年代近一百年间我国对斯特林堡的译介、接受和评价，全场轰动。这令石琴娥非常感动，“我不是觉得我怎么有能耐，时局和机遇很重要，当时正好是改革开放不久，我们想了解国外，国外也想了解我们，正好处在这样的时间。”回国后，石琴娥把会议情况和20年后重到瑞典的感受写成《中国人》，发表在《人民日报》（年10月10日）上。

在翻译了几部瑞典文学作品之后，很多出版社找到石琴娥，希望她也能翻译丹麦、挪威、芬兰、冰岛的文学作品。石琴娥认为自己有责任介绍北欧其他国家的文学，这是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在英语和瑞典语之外，她开始有意识地学习语言。

年，石琴娥应丹麦驻华使馆的邀请到丹麦做访问学者，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她与丹麦作家座谈，参加北欧理事会文学奖的选拔会，还参加了为期两周的丹麦文夏季训练班。石琴娥因为选拔会只参加了第二周的学习以及最后的考试。“好在北欧的语言都有点类似，我有瑞典语的功底，对学习还是有点好处的。”这一年，石琴娥55岁。

为了能够听懂和翻译挪威文学作品，石琴娥又开始自学挪威语，学习方式很特别——当导游。年，石琴娥结束了为期5年的中国驻冰岛使馆借调工作回国。她的一位在国旅驻斯德哥尔摩做代表的学生打电话请她在国内帮忙接待瑞典旅行团。为了学习挪威语，解决翻译上的问题，石琴娥主动提出接待一些挪威的旅行团。她随身带着挪威语材料，听旅客们交谈，有问题就记下来，利用旅途中的零散时间向他们提问。她还利用参加外交活动的机会，在挪威驻华使馆向大使和工作人员请教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从63岁到70岁的7年中，石琴娥依靠这种方式学习了挪威语。

《北欧文学史》，石琴娥著，译林出版社年出版

为研究北欧文学，石琴娥有意识地了解所在国的社会和文学状况，尽量多地接触北欧各国作家和文化学者。调入社科院之后，在近20年不断翻译作品、学习语言和广泛了解北欧各国文学情况的基础上，石琴娥写作北欧文学史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年从冰岛回来后，石琴娥开始写作《北欧文学史》，该书在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中世纪至20世纪北欧五国文学发展情况，并对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评介。

“文学翻译的意义就在于此”

作家、北欧文学学者王晔曾这样描述北欧文学：“它比较内敛，在平静的水面下会积蓄奔流，在暗夜中会闪着希望的明亮，在喜悦中会含着感慨的愁绪。要形容北欧文学，倒让我想起一位瑞典画家朋友曾问我：你知道瑞典最美的天空是什么颜色？是淡紫色。”早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茅盾、周作人等就已对北欧文学情有独钟，因为挪威和冰岛都曾经受到过瑞典、丹麦的侵略，成为它们的附属国，鲁迅、茅盾等人将其文学视作“弱小国家的文学”，认为其“刚健质朴”于国民众及文学有益，从第三国文字转译了如易卜生、安徒生、拉格洛夫等北欧大作家的作品。北欧文学的译介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迎来“黄金时代”，众多的作家作品从北欧各国文字被直接翻译成了中文，中国读者由此更多认识到了北欧文学的瑰丽色彩。这其中离不开以石琴娥为代表的翻译家们的开拓性工作。

冰岛史诗《埃达》《萨迦》，石琴娥、斯文译，译林出版社出版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石琴娥投身北欧文学翻译。除了安徒生童话、塞尔玛·拉格洛夫《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以及斯特林堡《红房间》等经典作家作品之外，石琴娥还与丈夫斯文合作，将雄伟瑰丽的冰岛神话史诗《埃达》和《萨迦》译介成中文，在新世纪之初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后，得到读者的高度评价。这是两部史诗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她还翻译了瑞典工人作家伊瓦·鲁—约翰逊的《斯德哥尔摩人》、挪威作家福劳德·格吕顿的《蜂巢》、挪威作家克努特·汉姆生的《神秘》等北欧现当代文学作品，并与斯文合译了瑞典作家斯蒂格·拉森“千禧年三部曲”之一《玩火的女孩》等多部文学作品。

“文学就是反映人生，它同时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这种推动不是像一个具体的科学发明一样，它是潜移默化的，时间比较长。”石琴娥觉得文学翻译的意义就在于此，虽然介绍的是别人的东西，但我们也能够通过借鉴获益。《斯德哥尔摩人》写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瑞典社会情况，80年代石琴娥翻译这部作品时，觉得书中所写的农民工、城市建设和人的生活等具体问题和国内情况很相似。有感而发，石琴娥在后记中特别说明，小说写瑞典二三十年代的情况，但瑞典社会发展得很快，大家现在生活过得还不错，希望我们的国家也能努力建设得更好。

年，石琴娥获得安徒生奖。该奖项设立于年，在国际范围内奖励所有为安徒生研究和安徒生作品推广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除石琴娥外，中国翻译家林桦和学者李文婕分别于年和年获得该奖。

在新世纪，北欧文学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各类文学体裁共同发展。其中，新现实主义作品占据了当代文学的主流地位；现代主义创作手法被广泛运用，这主要表现在历史小说、自然题材等作品上，如冰岛作家古德蒙德松的《酷暑天》以及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我的奋斗》系列自传性作品。在题材上，相较于过去“从农村到城市”，北欧文学近年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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