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因素对个人词汇突增阶段所得语汇内

语言是一个社会群体个性的突出表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风格与特性。对此，革命导师恩格斯曾有过十分贴切而又充满诗意的比喻：意大利语像和风一样温柔清新，它的词汇犹如最美丽的花园里的百花；西班牙语仿佛林间的清风；葡萄牙语宛若长满鲜花芳草的海边的细浪；法语好似小溪一样湍湍而流，水声悦耳；荷兰语如同烟斗里冒出的一缕香烟，显得多么舒适安逸。

每一种语言又都代表着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语言计划专家克利福德·弗尔通过下列表述，阐明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通过某一语言的语法、谚语和习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以这种语言作为母语的人的思想感情，而这是通过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可能了解得这么全面的。”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文化研究的兴趣有增无减，产生了不少跨学科比较研究。譬如说，人类语言学和民族学家也可以采用民俗学的调查模式，通过比较的方式，研究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对事物进行分类和命名的。心理语言学家还可以从儿童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考察幼儿语言习得过程中，社会文化因素对于其“词汇突增”阶段所得语汇内容与结构的制约。

社会文化，词语为镜我们知道，语言体系不但在语法结构上有差异性的一面，而且在文化含义上也有独特性的一面。语言和文化一样，作为反映不同思想意识、民族精神的表意手段，最终以符号系统的形式，折射出迥然不同的语言特征和文化特质。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雪花；世界上也鲜有两种截然相似的语言文化传统。

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经济奖授予三位美国学者，以表彰他们在信息经济学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评价获奖理由时声称，这三位科学家共同揭示了“信息经济的核心”，提出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并对这一理论在不同领域的应用，提供了依据和证明。信息不对称理论主要阐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它强调说明了信息在市场中的重要性，其次，它还认为市场中由于获得信息渠道的不同、拥有信息量的不同，导致了交易中风险承担不同和所获收益的不同。这三位经济学家所揭示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每个人都会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并无什么深奥之处。

但是，从简单、普遍的现象中，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使其系统化、科学化，并上升为一种可以验证的理论表述，则是科学创新的关键所在，并不是人人可及的。所以，三位美国教授荣膺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奖，也是众望所归的表现。实际上，经济学中“信息不对称”理论所揭示的是一种广泛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也适应于语言学研究。有人曾指出，英文中的ese后缀带有贬低的意思，而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问题并非如此。首先，“ese”这个后缀，当用于表示国家和地名的名词之后，只不过形成一种单纯的词义和词类上的转换，并不带有任何引申的社会含义，这在英语构词法著作和语法书中说得很明白，没有什么疑问的。

社会语言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同一种语言形式，说话人可以用来表示千变万化的语用含义，而促动和诱发这种语义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说话人的语用意向性。同一词语出自不同语用意向力之时，具有不同的社会语用含义，既可以看作是一种十分正式的指称形式，也可以视为一种善意的调侃方式，更可以理解为一种怒火中烧的谴责表达。

我们认为，Chinese一词并没有什么贬义色彩，更不存在种族歧视的问题。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或许在远不可及的一个时期，或许在一个极为狭隘的使用范围内，“-ese”这个词缀抑或出现过略带贬义色彩倾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流逝，词语的褒贬色彩也往往随之转换增减。曾几何时，尊贵如“宫廷大臣”的chamberlain，开始只不过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管家”。显赫如“三军统领”的marshal，原本也只不过是一介“马夫”（horse-servant）而已。倜傥如“骑士”的knight，最初竟然是一个混迹于下层社会的流氓恶棍（knave）。类似的词义嬗变，是一种语言普遍现象，不光英语里有，其他语言里亦有。

脱离了具体的语用环境，无异于割断了语言形式与表意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忽略了说话人语用意向含义的解读，Chinese一语所包含贬义问题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如何解决语言文化信息非对称现象的问题。这一论点，我们将通过文化解读与文化误读的讨论，进一步展开。

波兰裔的英国人类学家布劳尼斯劳·马林诺夫斯基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起，就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思维的工具，更是一种行为的模式。他在新几内亚东岸特罗布里恩群岛所做的调查工作表明，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中，任意一种语言形式可能包含着若干义项，其中的一些语义关系，只有在特定的语言使用环境中，才能为外来文化所理解。

特罗布里恩土著文化中，“树”这一词语既可指一般的树木，也可以指用树干雕凿而成的独木舟。所以，离开了具体的使用语境，来自于异域文化背景的欧洲人，往往对此现象一筹莫展，无法解读。不但如此，人类范畴化概念的形成，以及分类的方式也是深受语言文化的影响的。

20世纪70年代中期，心理学家埃丽诺·罗施通过人类认知分类结构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类典型理论”，从本质上对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二元分类方法提出了挑战。依据类典型理论，人类在反映事物自然类属之时，不仅仅依靠的是二元的临界特征。家族相似性特征反映了一般的分类模式，类属边缘呈现出模糊性特征，类属成员有典型和非典型的程度之分。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事物类属的典型性与非典型性的划分，还受到语言文化传统的制约。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选择类属中“最佳范例”的标准也不尽相同。以鸟类的划分为例，在甲文化中，金丝鸟（robin）有可能成为鸟类的“最佳范例”，在乙文化中，麻雀（sparrow）则有可能成为鸟类的“最佳代表”。

翻译理论家奈达博士曾经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明社会文化同语言分类之间的微妙关系。南非北部地区的文达人属于班图人的一个支系。他们所使用的文达语，属于班图语系东南班图语族。文达人居住地区，有几种当地特有的鸟类。一种是大型林鸽，一种是专以树液为食的白眼啄木鸟，还有一种是长尾食蝇鹟鸟。

尽管这几种鸟在外形上来看，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但是在文达人的文化中，这些鸟种却被看作是同一鸟类家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文达人的家族观念，是以饮食方式界定的，恪守“不同亲者不得同食”的文化习俗，不论鸟兽人种的划分，都是基于这一分类标准的。

因此，上述三种彼此在生物种属和身体外形上都互不相干的鸟类，之所以被文达人认作同一鸟类的原因，是因为它们的饮食行为互有相关，而不是因为这些鸟类是否属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一类。林鸽啄开了果实坚硬的外壳，白眼啄木鸟赶来吸吮树液，长尾鹟鸟紧随其后捕食飞蝇，由此构成了一种彼此连接、相互受益的“食物链”，符合文达人“不同亲者不得同食”的认知传统，所以这些鸟类被当地人视为同一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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