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欧洲在中世纪之后很少出现中原王朝所

这个问题叉得有点大了，但是不妨事，开门见山的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教二元体制造成了欧洲北部荒蛮闵租的内耗，所以在中世纪后很少见到在16世纪中原还常遇到的游牧民族南下入侵的危机。如果严格地说，瑞典算是最后一波南下入侵危机。当时席卷了俄国、普鲁士还有几近咽气的波兰立陶宛联邦，这一次横扫还直接推动了普鲁士国王的军事改革与集权行动。再往前溯，罗马灭亡之后（或者说罗马/希腊收缩回东部之后），欧洲西部几乎全部变成荒地，可以挪用东晋与五胡十六国对峙的情境来想象。经过几轮厮杀与角逐，法兰克人在高卢站稳脚跟，而逐步西进，重新向曾经的家园——莱茵河东岸扩张，以打击不断袭扰自己的萨克森人，并向易北河以东延伸。

这些国家本来是蛮族，但是自从在当地残破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定居下来，就逐渐丧失了自身的游牧/森林生存技能，而尚未进入罗马故地的蛮族在相同的动力驱使下继续南下入侵他们同行的封建王国，最早的就是昂撒系蛮族，在他们掌握丹麦登陆不列颠之后逐渐形成了一些列小国，这些小国虽然自身弱小，但是仍然袭扰比他们更早开化的封建国家，同时面临着原先仅由法兰克人承受的威胁。特别是诺曼人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下后，在整个欧洲造成了更大的震动，这一批人如果从地理上看也是从瑞典出发的，所以如果非要找一片类似于中原北部蒙古高原的地方，瑞典为核心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就是一片最理想的同人剧场。而中欧的广袤森林其实并不是威胁最大的，他们的地位顶多相当于契丹、女真活动的东胡领域。诺曼人分成多路南下入侵欧洲文明地区，东路进入诺夫哥罗德、基辅等东斯拉夫人城邑，与当地土人融合成罗斯人，也就是今天俄国人的祖先；中路直接渡海，建立了新的丹麦国家，并与斯堪的纳维亚保持密切的联系；西路侵入法兰克、中欧乃至地中海，在法兰克的西部占据了一片基地，也就是今天的诺曼底，西法兰克国王在自身集权状况惨不忍睹的情况下被迫允许他们在此建立公国，作为名义上的封臣，实际上多次侵扰法国本部。另一支则发挥自身渡海优势，进入地中海，流窜在亚平宁半岛中南部，也就是日后的两西西里王国一带，与东罗马和西班牙的阿拉伯后倭马亚王朝亦敌亦友，时叛时降，最终站稳脚跟，成为教皇国对抗南下意欲统一意大利的神罗的筹码。诺曼底公国的这些海盗又觊觎起隔海相望的英国，他们比克努特更具有野心，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海盗劫掠，而是想要鲸吞整个王国，他们很快发动了“诺曼征服”，在黑斯廷斯战役中取得胜利，建立了英国的诺曼王朝。

这就是第二次全欧规模的蛮族入侵的概况。但是在此之后很多年（瑞典入侵波罗的海南岸三国之前），欧洲几乎完全停止了蛮族全欧入侵的历史浩劫，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罗马教廷影响力的提高。注意，这里千万不要理解为什么基督教最伟大这样浅薄无知的文化决定论、道德至善说的意思，这里是指教会迎合与满足了军役贵族中国王与一般贵族分别获得集权以称王称霸的政治上升欲求，在一定时期一定层面上确实帮助世俗封建统治者实现了这些目的，比如说对多神教祭司权势的褫夺；但是从长远看，如果世俗统治者自身没有集权的智慧与对形势的因势利导，最终都会沦为波兰或者匈牙利那样的无权状态。而在北方更荒蛮、更落后的斯堪的纳维亚更是如此，瑞典、挪威与丹麦等国都不同程度的陷入到这种分裂割据的状态，其情形比大家所熟知的神圣罗马帝国还要严重得多，波兰也是如此，波兰立陶宛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在雅德维加女王和亚盖洛结婚之前，两个国家军役弟煮贵族对王权的瓜分豆剖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愚蠢的扎莫伊斯基还洋洋得意的将此与英国宪制时期的议会系那个比，殊不知正是这种严重的分裂导致波兰最后的沦亡。瑞典与其他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长期陷入内部的分裂之中，而在16-18世纪的强盛，也是建立在近代军事技术的广泛应用上，一旦同为农奴制封建国家、且体量和后发潜力都比瑞典更强大的普鲁士和俄国也展开军事改革，瑞典就绝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波尔塔瓦战役之后瑞典彻底走上了下坡路，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向沙皇俄国割让芬兰，甘古特海战更是将瑞典的海上霸权一举粉碎。因此瑞典在17世纪对波罗的海国家发动的战争，其惯性虽然与之前维护几近分崩离析的封建结构相近，但是倚恃的物质基础却不是游牧人或者森林人的战马骑兵，而是从西北欧的海商国家引入的改良火器武备和近代化海军，其实现动力与古代社会是截然不同的。值得注意的是，瑞典学者群体就曾指出瑞典对铁器冶炼技术的掌握对瑞典军火行业发展的重要作用，而这一点即便在瑞典业已衰落年之后的纳粹时期仍能得到体现——德国迫切的要求垄断瑞典的铁矿石生产以保障德军的军火供应稳定性。

回到中原王朝的视域，看待草原力量的多次南下入侵，就会发现使北方“蛮族”产生内耗的社会机制，在清之前远未形成。虽然很多学者习惯于将蒙古贵族在清朝不再反叛（噶尔丹的准噶尔部除外，大部分蒙古部落都是长期效忠清廷的，而这一点在女真的第一个王朝金朝根本没法实现）的原因归结为满蒙贵族联姻，但很显然联姻并不能解决问题，松赞干布也和唐朝联姻，汉朝也多次向匈奴和亲，蒙古的某些部落也和金朝建立了类似的关系，但这些关系都不能使两个集团真正的团结到一起，联姻说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更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的，反而是清朝在这些地方实行的基层制度，这些地方既没有沿用之前的羁縻制度，也没有采取在西南等地方实行的改土归流方案全盘汉化，但是清朝却在实践中建立了有利于暴力联合的部落内部的自我消耗，从而迫使之逐步稳定下来，失去对外扩张的大规模动武能力。札萨克盟旗和将军辖区制度就是其中的典型，使权力再分配的争斗回归到内部，制止其向外转移，而这种制止政策的基石就是在内部有限自治基础上的制度性偏袒，以清廷的强大物力和象征性兵员驻扎为依托，保证内部自治逻辑的有效运行，而将军辖区的有限驻军则象征着清廷对地方权力再分配的有限参与，在不威胁到清廷绝对支配地位的前提下驻军不会参与，因此反过来给这些地方军役贵族精英画下红线，而且他们为了更好地在自制歌剧中获得好处，，也就争相抱大腿，所以清朝在北鄙的存在没有像汉唐或者辽金那样崩塌，反而稳定下来，成为一种建制性力量了。

这种制度智慧在前朝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之前的王朝，要么不屑于对边地开拓（明），要么对边地不肯调查了解清楚，唯意志的推行自认为最佳的封邦建国路线（汉唐羁縻）或者强推汉化（元的称海宣慰司），而元朝则是另一个极端，不改变草原的政治生态，反而把富庶的汉地作为殖民地供养苦寒的蒙古高原，完全逆潮流而动，试图建立草原本位来抑制两者分离的趋向，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在清之前这种周期律是难以避免的，即便是清，也和准噶尔进行了几十年的平叛战争才基本稳定下来（清朝本身肯定是封建王朝，有很多糟粕，但是仅从边地治理一项看，最终稳定下来的疆域就足以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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